和妈妈做生意

    2009年胡尹萍来中央美院上学前生活在四川，毕业后从事雕塑艺术创作。她和先生都是北漂，每隔一年的春节能回自己父母家。

    想把父母接到北京尽孝，但胡尹萍发现父母离不开老家，“老家不但有爷爷奶奶需要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老家更自由，我不能牺牲他们的自由，硬让他们来北京。”

    偶然间，胡尹萍发现妈妈打毛线帽的秘密。2015年9月，胡尹萍到成都去看展，因为离老家很近，就想回趟家。她特意没打招呼，没想到一进家，两个大大的麻袋堆放在屋里，很扎眼。打开一看，装得满满的毛线帽。她很惊讶，“怎么织这么多帽子？”妈妈先说是打发时间，后来才告诉她，这些毛线帽是等着收购的人来镇里收走，整个小镇的妇女都在织，每顶帽子能卖六块七。胡尹萍特别心疼，“这得是她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织的。”那一大麻袋帽子，可能几百块钱就被收走了。

    妈妈整个冬天都在家里一直织，因为毛线很粗糙，手磨得很痛。胡尹萍憋屈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愿意白白接受我的帮助。”她每个月给家里打钱，但是妈妈永远第一时间都存到银行。“他们习惯了过非常勤俭的生活，不让她织她还会别扭。”

    回到北京，胡尹萍总惦记着这件事，“她愿意织，那我就变相自己来收购好了。”她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让她化名“小芳”、虚构成外贸帽子收购商，联系妈妈谈订货签订单，自己出钱支付给妈妈劳动报酬。好朋友很理解胡尹萍的这个想法：和上一代人的沟通很多时候并不能靠讲道理来实现。

    最开始胡尹萍从网上买毛线，寄给妈妈，说是小芳那边出毛线，让她织完寄给小芳，小芳会支付酬劳，25块钱一顶，织得好小芳还发点奖金。

    “我买的毛线都是纯羊毛的，日本进口的，妈妈跟我讲：‘小芳给我的毛线都很好，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织过那么好的毛线。’”胡尹萍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妇女，很本分地想：人家给我这么多钱，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人家织好看点？于是，开始琢磨更复杂的编花，这让胡尹萍感到妈妈焕发出一种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生机。

    最初给小芳寄快递时，胡尹萍妈妈都写老伴儿的名字，不愿意写自己的名字，认为男人才是家里的支柱。“后来她靠这件事挣钱了，在家里有了一定的地位，她主动说‘写我的名字’。”

    接到小芳订单不到半年，小镇里的阿姨们也都参与进来，妈妈不但帮着招呼组织，还替阿姨们出头谈价格，胡尹萍发现，妈妈的自信心也因此逐渐提高，并且在生活中变得有了自我，不再只是围着一日三餐转。

    胡尹萍说，经过自己的周密策划，这件事至今没有引起妈妈的怀疑。她说：“妈妈现在很自由、很开心地在织帽子，但一旦知道真相，她立刻会担心，你钱从哪里来？这些帽子有没有卖掉？这种焦虑不会让她开心，那我觉得就没必要。”

    保护妈妈是胡尹萍的底线，就像自己北漂的时候，无论有多难，向家人展示的始终都是自己最好的一面，彼此间都不想让对方有过多的担心。

    胡尹萍一直靠做别的项目挣钱支撑着这些订单。妈妈织的帽子胡尹萍不舍得卖掉，索性都收藏起来，做成一个特别的艺术项目——《小芳》，通过展览与更多的观者分享。胡尹萍说：“这些帽子不是冰冷的工业机器产物，它们在生产的过程中伴随的是妈妈们的欢声笑语、闲话家常。”

    （《北京青年报》3.7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