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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3月07日 星期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与反特

    《 文摘报 》( 2019年03月07日   08 版)
    旧报新读·中国记忆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解放军在湘西龙山八面山剿匪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剿匪反特斗争,扫除了旧政权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并且解决了历代政府都没能解决的匪患,巩固了人民政权,保持了社会安定。

     

        ——编者

     

        ■帅木工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在乡村中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有步骤地开展清剿土匪的斗争。

     

        从1949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共150余万兵力,执行剿匪任务。

     

        剿匪成效事关稳定大局

     

        在1950年初,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匪有千余股,每股多则数千人,少则几十人,总数达100万,而尤以西南、东南、中南等南方地区为多。西南因为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军队残余依托封建力量,大量转化为土匪,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所以剿匪任务在西南是很艰巨的。剿匪成效事关西南地区稳定大局,建国初期,邓小平把剿匪比喻成西南地区的三大战役之一。他说:“剿匪已经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匪有多凶残?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有描写,在湘西有一匪首叫彭玉清,一天,他指着一个正在田间耕种的农民问部属:“那农民是死人还是活人?”部属回答说是活人,他抬手一枪,将那无辜的农民活活打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匪,和过去以打家劫舍为目的的职业惯匪不一样,他们大部分是国民党遗留或委派的以破坏新生人民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土匪。土匪、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军官,基本上是“四位一体”,有很多是“一身而四任”。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将军曾说:西南土匪之多,是过去多年来封建割据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的罪恶。如人人皆知的,四川不少反动军阀就是依附着地主势力和土匪起家的,他们就是土匪的头子,和土匪拜把子结兄弟的很多;就连军队也是“三三制”组合的:正规军、土匪、袍哥各占三分之一。建国初期匪特之猖獗、残暴比历史上的一般性土匪危害性更大。

     

        据广西地方史料记载,1950年7月后,匪特煽动大规模暴乱,县以下政权机关遭匪袭击、围攻达220余次,一些县城被匪长时间侵占,全省有41个区、乡政府被匪摧毁、150个曾遭匪围攻;许多农会和民兵组织解体,有的地区股匪强迫群众举村暴乱,仅象县就有30多个村庄集体暴乱;被匪杀害的县以下干部、农会会员、民兵、进步群众达7000余人,数千名妇女被匪强奸;匪特强抢民枪1200余支,粮食1800余万公斤、牲畜5万余头(匹),焚毁民房1万余栋;全省大部分公路与桥梁被破坏,桂黔铁路线上前后有5个车站曾被匪占据,导致水陆交通瘫痪;解放军连以下分队一度难于独立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广西尚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以后,曾在台湾组建“游击干部训练班”,妄图利用广西“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建国以后的十余年间,“游击干部训练班”还不定期地向内陆空投特务。

     

        那时土匪经常制造反革命言论,蛊惑人心。扬言“杀死一个南下干部,赏光洋100元;杀死一个本地干部,赏光洋50元”。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杀害。

     

        1951年4月18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北京作题为“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报告。在报告中,滕代远列举了1950年一年内因反革命分子破坏而造成国家资财损失。

     

        其中,军统特务组长周来生在江苏常州戚墅堰机厂发展特务达三十余人,大肆破坏,制造谣言,指示敌机轰炸目标,先后连续三次烧毁车箱四辆。

     

        1950年5月间,在青岛地区破获的由国民党特务匪首毛森所派出的所谓“山东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即以抢劫粮库、企业,爆破军事工业设施、交通建筑,印制伪钞、捣乱金融等为其主要任务。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爆破器材。

     

        1951年“五一”劳动节,贵州省遵义县城区发生特务分子放毒案件,“反共联盟委员会”及“反共救国军”特务组织被破获,共捕获主犯及从犯二十四人。其中策动放火、放毒的首犯刘恒举、朱学文、贾竞仁三人被执行枪决。这些特务准备了大量毒药、汽油,乘1951年“五一”劳动节集会游行之际,一面放毒,一面纵火烧城。特务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就丧心病狂地在五口水井及一部分面食店和零食摊上放了毒药。造成809人中毒,两名儿童死亡。

     

        不像土匪那么明目张胆,特务们隐藏得都很深。直到1951年5月,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严相珍才知道,同她结婚九年的丈夫韩训良是特务。韩训良是受匪“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浙江游击司令部”派遣潜伏在上海的反革命分子,他起先在一家棉布号里当账房先生,后来又辞职到一家转运公司里做事,1950年春天美蒋飞机滥炸上海时,韩训良指示轰炸目标。

     

        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

     

        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正在湖南省宁乡县栗山乡深入推进之际,地主姜国梁却违法偷卖土地,烧毁房屋,砍伐森林,并勾结匪特,私藏枪支,阴谋暴动。

     

        土匪的势力和恶霸地主阶级的势力分不开。这些匪徒不仅破坏革命秩序,还阻扰农村土地改革。在很多地区,剿匪运动是和土地改革结合进行的。清匪、反霸和减租是实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剿匪就等于惩治武装的恶霸,也等于解除地主阶级的武装。起初有人顾虑土匪未肃清难于土地改革,事实证明:在土地改革中发动起来的群众发挥了力量;土地改革的完成更保证匪患可以根绝。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就加强华东军区领导和做好剿匪工作问题,致电华东局陈毅、饶漱石。毛泽东的意见是:“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开展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6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 

     

        邓小平也强调“剿匪是个很复杂的长期斗争,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有步骤、有策略、有方法……必须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最彻底的是在土改完成时,这一点最灵的是挖掉土匪的根。”

     

        尝到土地改革胜利果实的农民在剿匪中立了大功。福建沅陵县一个农民,领着部队追捕匪首李荣厚,一连九天翻了十六座大山,走了六百里路,直到把李匪捉住了才回家。

     

        在湖南省桃源县杀害革命干部的匪首何钧,被我剿匪部队穷追五天五夜,粒米未进,一头钻到农民李之林家要饭吃。李之林一面吩咐他老婆煮饭,一面找了六个农民埋伏监视着何匪。何匪吃了饭要李带路。李就把他带给了剿匪的部队。

     

        一向惨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妇女,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剿匪中有很积极的表现,产生了不少的女剿匪模范。福建平潭县国彩乡女民兵模范代表吴水仙(十八岁贫农)和其他民兵共十六名(三名女的)安排了一个很巧妙的计策,生擒偷上陆的全部海匪十八名,缴枪十八支,船一只。

     

        1955年4月,五年前,“清匪反霸”斗争时,曾参加“反共救国军”的福建土匪吴六逃走后在他老婆床底下挖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地洞,昼伏夜出、像老鼠一样。吴六在这个洞里整整呆了五个年头,幻想在地洞里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吴六觉悟后在妻子的劝说下自首。

     

        在福建省的剿匪运动中,群众提出“不活捉匪首也要困死匪首”的口号。例如匪“福建军区漳州分区司令”沈思泰(沈匪是由台湾派来的)经过了民兵和村民十天十夜的围困,终于在山上饿死;尤溪县匪首陈玉麟在长约八十里、宽约六十里的大伯山地区被围了一个多月,结果在上抗洋一株树下饿死;永安专区清流县匪首马成彪在塘琴山上自杀;同一县的匪徒江玉华也吊死在山上。全国各地涌出成千成万的男女老少清山剿匪的高潮。

     

        刚解放时,地方政府对于土匪,常常在擒获后予以教育就释放。有一些土匪,甚至被擒获了三次,被释放了三次。许多地区剿匪一年多,政府未曾枪毙过一个人。土匪公然威胁老百姓:“你们谁敢告发我啊?人民政府对我宽大,我对你们可不要宽大!”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老百姓不敢报告匪情。毛泽东对一些地方剿匪过程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坚决地处以死刑。这才使处于困难的剿匪形势有了根本性改观。

     

        “从未看过这样的太平世界”

     

        匪情最严重的时候,交通中断,城市和乡村的联系完全隔断了。广大农村因为城乡隔离,土产品销不出去,日用品买不进来。民族地区,有的乡村甚至九个月见不到食盐,很多人因此而得了黄肿病。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剿匪的胜利创造了繁荣经济的条件。1951年7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广西省的每一条公路和曲折的山路上,不断来往着运输货物的车辆和肩挑的行商、农民;河里穿行着运货的船只。这在其他地区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在广西,这却是一个多少年来没有过的新景象”。

     

        福清县一个老华侨说:“福清土匪和盗贼很多。1950年县长说匪盗很快就会肃清,我那时实在不相信。可是从1950年8月到现在,本县竟未曾发生一件抢劫案。这真像变把戏一样快!”龙溪市一个老商人说:“如今,从漳州到龙岩,一路不必担心土匪。我活了五十多岁,未看过这样的太平世界。”

     

        “解放军对待人民,好得像菩萨;打土匪,猛得像金刚。”

     

        “人民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共产党有办法!”“毛主席真伟大!”

     

        千千万万的群众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赞叹。

     

        在剿匪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既坚决剿灭土匪,绝不姑息,又注意政策,坚持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结合,把剿匪与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在剿匪过程中,采取了各个层面协同作战的方法。

     

        到1952年底,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军民艰苦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肃淸了成股的匪患,稳定了建国初年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也创造了中国剿匪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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