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赤子

    从中国到南极，随船要走20多天，即便在南极的夏天，内陆地区依旧有零下40摄氏度，并且南极天气变幻莫测，早上的晴天持续不了几个小时，暴风雪可能就会来临。而要到北极去执行科考任务，则基本是在北冰洋上进行，至少两个月时间都需要随船。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鄂栋臣去了7次南极、4次北极参与科考工作。奋战在中国极地测绘的科研一线，亲身推动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发展。

    在2月21日凌晨，这位把测量极地作为一生任务的“极地赤子”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0岁。

    签下生死状

    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直到1984年11月26日，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才开始了中国人对南极的探索之路。鄂栋臣，就是这591人中的一员，并担任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

    彼时，鄂栋臣已经45岁了，还有3个孩子，妻子王紫云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去冒险，迟迟不肯在“生死状”上签字。“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鄂栋臣毅然决然地自己签下了名字。

    极地圈的大爷

    “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曾用顺口溜描述当时的情景，字句里都是那时的艰苦。

    30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抵达目的地，建站的挑战才刚刚开始。鄂栋臣和测绘分队每天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勘探测量，“一锹下去挖不了多深，稍有不慎还会掉进冰海里。”

    198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鄂栋臣也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

    2004年，已经65岁的鄂栋臣第3次赴北极进行科考，当时他和艾松涛一起，负责中国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的建立和地理信息基础框架的构建。

    “2004年我们一起去北极，鄂老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已经是极地圈的大爷，为人又比较和蔼可亲，我们都叫他鄂大爷。”艾松涛回忆道。

    中国南北极地的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他是全国唯一的三大站创建工程亲历者。

    严谨的导师，慈祥的长辈

    除却亲赴极地科考，鄂栋臣也愿意将探索极地的科学精神传播下去。在不少武大学生印象里，鄂栋臣的“开学第一课”是共同的记忆。

    “我1996年本科入学的时候，鄂老师给我们作报告，讲他去南极科考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从南极带回的标本、实物，大家都非常兴奋。”艾松涛现在依旧记得当时的那场报告，“有不少学生受到启发，研究生读了极地测绘专业，后来参与到极地考察中来。”

    “每一次有学生去南极科研，鄂老都会亲自带队，去机场送行。鄂老亲自去送行已经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他是严谨的导师，也是慈祥的长辈。”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庞小平说。1991年，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成立，一直到现在，该中心都坚持在极地考察的阵地。

    2001年，庞小平第一次前往南极进行科考。“南极那么远，条件也很艰苦，走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难受。但老师能来送我，真的感到心头一暖。我当时就想，到了南极，一定要把研究做好，对得起我的老师。”庞小平表示，自己在南极期间鄂老师还打电话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

    在鄂栋臣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余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参与”的高校。

    外界常赞誉鄂栋臣是“极地测绘之父”，对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自己做的事很有限，如果用什么形容自己，他愿意用“极地赤子”的说法。

    （《新京报》2.24 王俊 应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