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四合院

    1960年3月，我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701所从事尖端技术研制工作。1962年9月，爱人吴桂凤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到总参一个单位工作。

    1963年11月，桂凤到中国作协报到，分到东总布胡同5号院一间平房，三个月之后，桂凤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机要秘书，兼党组书记刘白羽同志的秘书，我们搬到东总布胡同60号。

    这是一座老四合院，我们住的也是一间平房，转眼到了1973年，向东（我们的儿子）上小学了，给我们增加了一间西房，大约有10平方米。我们把两间房打通，一住就是20年。

    亲戚朋友的“中转站”

    以前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家里，能听到北京火车站的钟声，走过去也就15分钟，乘火车十分方便。很多亲戚朋友来往北京，就把我们家当成“中转站”。

    我的同事少说也有二十几位在我家歇过脚。张荣华的老家在辽宁阜新，有一次他接爱人谢玉琴和三个孩子随军，当时我出差了，家里只有桂凤一个人，她就请邻居帮忙，组成“自行车队”，送他们一家人上火车。

    杨道明的老家在昆明，他回家探亲或家属来京，火车的开车时间和到站时间都是凌晨或半夜。一家三代老少五口，常在我们家歇脚。

    中学同学任继存、陈淑敏夫妇在武汉地质大学工作，老家在天津，他们每次携家带口回津探亲，来往总要在北京转车，都住在我们家。前几年在天津，当着任继存的女儿小梅的面，说起她几个月大的时候在我们家尿床的故事，她脸红了，现如今人家已经是奶奶啦！

    “文革”初期，我请张副院长、李副政委、工程部王部长一同回京开会。我们半夜三更到达北京火车站，出站后才发现，没派车来接我们。当时找不到出租车，公共汽车早已下班，火车站距离单位35公里，怎么回去呢？冻得大家直哆嗦。我建议到我家里休息，等待天亮。

    事情也正凑巧，桂凤出差了，家里没人，我点火，生炉子，烧开水，沏茶。茶过三巡，炉火旺了，大家才暖和过来。在我那“一间屋子半间炕”的窄小房间里，我问：“哪位想睡觉？”林院长说：“算了，让张副院长好好睡觉，咱们打扑克吧！”我们四人打了半宿扑克，过了个不眠之夜，还挺高兴。

    四合院里的忘年交

    我们称呼四合院的三位领导，从来不叫官衔，而是称为同志。白羽同志生于1916年，与我父亲同岁，文井同志大1岁，光年同志大3岁，都是我们的父辈，我们俩与三位领导是忘年交。

    白羽同志家里有六口人，他爱人汪琦、老母亲，还有二儿一女。孩子们跟桂凤特别熟，女儿丹丹学校开家长会，都是桂凤代劳。白羽同志的母亲跟桂凤的母亲很投缘，整天凑在一起聊天。

    光年同志平时很严肃，住东总布胡同时我们很少说话，路上碰见就点头问好。可是，他访日归来，自己捧着一个穿和服的美女玩偶送到我们家。他爱人黄叶绿是广东新会人，乡亲每次捎来香蕉，她都会送一大把给我们分享。

    光年同志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岗位离休后，单位要给他配个秘书，他说：“用不着专职秘书了，让吴桂凤做个兼职秘书就行啦。”

    对待光年同志也和白羽同志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疏远过。逢年过节，我们必定到老人家串门。他生病，我们必定到医院看望。光年同志85岁生日，我们还在五星级酒店设宴为他祝寿。这正是：

    春风化雨四合院，斗转星移二十年，人间温暖道不尽，朋友好处记心间。

    （《北京青年报》2.24 赵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