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之“用”要有选择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多个面相，我们今天应该采用其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在“古为今用”方面应该“用”什么？怎么“用”？鉴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在此只碎片化地试举几例，说明“古为今用”之“用”应具有选择性。

    其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强调阴阳和合，刚柔相济，强调适度、恰当，有分寸，不偏激、不极端，这是超越时代的人类智慧结晶。当我们今天面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与守成、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时，很需要中庸之道的平衡思维，切忌那种非黑即白的极端态度。应从正反两方面、甚至多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利弊得失，客观公允地把握现在，规划未来。

    其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和”，不是“同”，是允许五颜六色，而不是只有单调的一个颜色，是允许有各种声音，而不是只有简单的一个音律。“和而不同”并不是五颜六色的简单堆砌，而是有内在机理地共生共存，既丰富又有序，这是很高的境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和而不同”的“和”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和”，我们要避免的是极大的不和，是矛盾激化、社会对立，“求大同存小异”就是一种“和而不同”。

    其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强调规矩的重要性，和我们今天讲法律的重要性有相通之处，都是高度重视规范和秩序。孟子两千年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告诫，今天听起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感，振聋发聩。遵守法治，严惩腐败，治理不良商人，打击违法犯罪，已成为改革的迫切任务。当然我们还应当赋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新的时代意义，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往往是极少人为大部分人制定规矩，主要用以约束对方，而自己可以在规矩之外，规矩面前不平等，导致规矩的不公正性，最终全社会的规矩可能面临土崩瓦解。我们今天在制定规矩（立法）时不再把人民排除在外，只有民众参与的立法才能真正保障其基本权利，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

    （京报网2.18 马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