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张守仁参与过《十月》的创刊,担任过《十月》的副主编和编审。他与《林海雪原》《三家巷》《芙蓉镇》《将军吟》的编辑龙世辉,《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新星》的编辑章仲锷,《人民文学》的负责人崔道怡并称为北京文坛的“四大名编”。张守仁说:“不客气地说,我们几位编过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当代文学简史’。”
张守仁196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晚报》编辑副刊《五色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晚报》副刊被批判,张守仁下放到门头沟区劳动改造。当地一位女赤脚医生给贫下中农看病非常负责任,下雨天不干活的时候,张守仁就写了一篇文艺通讯来赞扬赤脚医生。稿子寄给门头沟区广播站,编辑一看:“啊?我们山里面埋了个秀才呢!”就这样,张守仁被调到门头沟区委、区政府写材料。1973年,40岁的张守仁正式调入北京出版社做编辑。
1977年7月,张守仁和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王世敏及编辑章仲锷到山东组稿,省领导在号称“济南钓鱼台”的南郊宾馆做报告,他们听得枯燥,就溜出会场,来到花园里的树荫下聊天。当时大家强烈地意识到国家会有新的变化,他们能不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打破封冻着的坚冰,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迎接作家们从外地归来,吹响文艺的号角呢?
三个人兴致勃勃地商量刊物叫什么名字,《东风》《首都文学》等等想了五六个,但全被否决了。王世敏说:“要不咱们就叫《十月》?”张守仁积极响应:“这个名字好!1917年十月革命,1935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1949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这个名字太响亮了!”章仲锷接过话说:“十月还是丰收的季节呢!”
名字定了,张守仁回忆:“回到北京,就请故宫博物院一位书法家写了这两个字,不过书法家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另有资料显示,为《十月》题写刊名的是电影厂的美工李华锦。
第一期《十月》刊发了张守仁编辑的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张守仁说:“当时爱情和死亡是禁区。没想到,小说发表后,刘心武和编辑部接到5000封来信,影响很大。后来好稿就源源不断地来了。”
《十月》一经面世,就得到了全社会的欢迎,全国读者奔走相告。新华社还发了通稿,大意是说:文学有点解冻了!《十月》创刊半年后,上海的《收获》复刊。《十月》创刊一年后,《当代》创刊。一年半之后,《花城》创刊。《十月》创刊后两年,全国雨后春笋般有了三十多个大型文学刊物。《十月》果然完成了破冰任务!
1980年,《十月》发表了靳凡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描写混乱年代追求真理的年轻人观察、思考的心路历程。当时25岁女大学生丁宁在图书馆读完《公开的情书》,放下杂志就跑到东兴隆街的编辑部。多年后她回忆说:“编辑已经下班了,谁也没见着,我挺失落地离开了。”后来担任过北京出版社社长的吴雨初,年轻时在西藏阿里看完《公开的情书》,激动得哭了。很多年后,他见到《公开的情书》的编辑张守仁,用一个拥抱回忆青春。
1982年春天,张守仁参加军旅文学座谈会,作家李存葆知道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主动找来。李存葆有几个小说题材,征求张守仁意见。张守仁说:“我们的军事文学是没有出息的,常常是拿地方上一个坏人作为对立面,这绝对没有艺术力量。军事文学要想激动人心,是要真实地描写军队,以及战争的残酷及争议性等等。原子弹为什么有力量?是原子核内部破裂,发出极大的能量,那么艺术作品也是这样。”
李存葆听了张守仁的建议,超水平发挥完成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前后发行了1100万册。张守仁不无骄傲地说:“《十月》红火到什么程度呢?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一共十五篇,《十月》一家就得了五个,而且第一名也是《十月》的。”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锋”中有两位作家——“改革文学”作家代表蒋子龙和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作家路遥。蒋子龙的《开拓者》是张守仁编辑后刊发在《十月》上的,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是北京出版社旗下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迄今为止已经印刷了1700万册。张守仁说:“1700万册什么概念?20世纪以来,除了《毛主席语录》,没有超过1700万册的!”
张守仁赶上了一段文学的黄金岁月。他感慨:“很幸运我是见证者、参与者。当然,我也是一个积极的工作者,如此而已。”
(《北京青年报》2.19 刘红庆)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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