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一所随全面抗战而始终的流亡大学,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西南联大师生的兴趣爱好与他们的成就一样,也是多方面的。在联大师生林林总总的兴趣爱好中,集邮活动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
联大教师与集邮
联大教师中爱好集邮者不在少数,而其中的佼佼者,也可以数上好多位。
主持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常委在音乐、诗词、字画、室外运动以外的爱好中,最为钟爱的便是集邮。天津学者罗澍伟在《梅贻琦:天津走出的清华校长》中写道:“集邮是他坚持最久的,他写字台抽屉里放着几大本集邮簿,里面保存着各种各样精美漂亮的中外邮票。”他的这一爱好也影响到子女,后来在联大从军的机械系学生梅祖彦回忆:“我上小学时开始学集邮,喜欢和姐姐们到父亲的抽屉里去翻他的旧书信,找邮票。”
著名文学家沈从在文西南联大时期则在昆明收集了耿马县生产的许多漆盒,他的屋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盒子,其用途大多是用来装邮票,其“邮瘾”可见一斑。联大社会系教授陈达,在钓鱼、打猎之外,最痴迷的也是集邮,只是战争开始以后,他的集邮成绩如何,就没有人知道了。联大生物学系教师、曾与闻一多一同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毛应斗作为集邮爱好者,曾保留了数百枚中外邮票。毛氏是人物邮票收藏家,邮票上尽是中外知名人物。而杨石先、陶葆楷等知名教授的集邮雅好,也曾闻名于师生之中。
农业昆虫学家陆近仁教授,是集邮方面的行家。据陆近仁之子陆祖龙回忆:“邮票,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血,大约有8000多枚。……我父亲收集的邮票是很有名的。从清朝的宫门、龙票起,相当的齐全。加上民国,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邮票都是齐全的,而且都是四方联带首日戳,一张不缺的。还有像联合国成立日特制的首日封,大大的信封上面有发起国的国旗,大约有十几张,围绕着一周,而且带旧金山首日戳的。当然还有不少其他相当名贵的邮票。为此他曾开过一次邮票的展览会。”
联大学生与集邮
在物价不断高涨的联大时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什么最便宜?助教,邮票!”可见集邮在联大并不是一件太过奢侈的爱好,只要有心,尚还雅玩得起。
西南联大的学生之爱集邮,并不亚于教师们。不仅是多愁善感的文科学生爱之深,就是大多数理性多于感性,成天埋首实验室、图书馆的理工科学生,对集邮的爱好,也一点不输给文科学生。
仅以贵阳金竹邮票会主办的《金竹邮刊》在抗战时期发行的各期为例,在其“会员题名”专栏中即常见联大学生身影。除了法商学院社会学系张祖道等文科学生在列,理工科如理学院算学系胡潮华、师范学院算学系王世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莫仲明和化学工程学系徐子龙等也列于其中。
尤其该刊1945年第4卷第10期刊载的会员广告中,有这样一则广告:“出让:中信疏齿三角,单枚五元,下边或直缝重齿四方连一百元,函购请附贴足邮资信封一枚。昆明联大徐子龙”。从中可以窥见,联大理工科学生集邮爱好者对于集邮的专业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准。因而联大学生对集邮的喜爱,绝不是个别现象,而且也不是心血来潮,随便玩玩。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的地质学家涂光炽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教育经历时,特别提到了集邮对自己的影响:“上小学时,尽管我还不懂事,但对地学却已有了一定的偏爱;我喜欢听地理课与历史课,听大人讲‘徐霞客游记’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我还喜欢集邮,特爱收集带有地图和名胜古迹的邮票,而且总想将它们的来龙去脉追究清楚。”
联大校友、感动了无数人的“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也对邮票有着非常强的鉴赏力。他将清朝以来发行的国内外邮票整整搜集了三大本,由于后来全力投入科学研究工作,他把这些邮票送给了邮政总局。
西南联大与国家名片
西南联大师生之于集邮,自是说不尽的话题。西南联大的集邮人不会忘记,1943年11月1日,联大青年邮政代办所启用了一枚特别的圆形邮戳:“西南联大校庆纪念,1.11,1943昆明,青年邮政代办所”。这是联大师生爱好集邮的一个标志性标识。
西南联大的集邮人不会想到,在这个学校结束几十年后,他们的不少师长、同学,乃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走上了邮票这一国家名片,有关他们的邮品,成为新一代集邮人争相搜集的邮猎品。
人民邮政诞生以来,先后有一批联大师生走上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他们是:物理学家吴有训、数学家华罗庚(第一组,1988年),建筑学家梁思成(联大建筑设计顾问,第三组,1992年),严济慈、周培源(第四组,2006年),王淦昌、赵九章、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第六组,2014年),叶企孙、叶笃正(第七组,2016年),他们都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永载史册的历史性贡献。而成为个性化邮票、明信片等集邮品主角的西南联大师生则已数不胜数了。
行文至此,让我以联大走出来的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几句旧体诗为本文结尾:“邮人爱邮事,同气乃相求。玩物非丧志,方寸集千秋。”
(《北京青年报》2.20 龙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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