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面孔

    60岁的李福昌堪称“普通”，他一生的角色包括农民、工人、美术教师，还开了20多年面馆。几十年后的成就，是在西安买下3套房，为妻儿落了城镇户口，将两个孩子供上大学。

 

    过去30多年每一个劳累的夜，他都会写日记，最终填满70个本子，载体由国营工厂的信笺变成了精装皮革本。将日记里每一日的不安或喜悦总结后，能看清这叶个体的扁舟，如何在非典、经济危机的浪潮中驶过。农村人在城市站稳脚跟的事，今天也仍在发生。

 

    儿子说，父亲的一生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样本，也是一个时代不应被忽视的寓言。

 

    一

 

    1994到2016，22年，李福昌经营着这个国家天大的事——吃饭。

 

    日记最早的记录里，他在工厂做行政秘书，餐饮是副业。每天清晨4点擀面，然后去工厂，洗手后写厂长讲话稿，午饭前从单位提两桶烧好的热水到附近的门面。食客大多是工人，自己带餐盒，不要服务员。

 

    上世纪90年代，工厂倒闭了。直到1998年，这样下岗的“李福昌”，全国上下，国有和集体企业有7000多万人。

 

    他开了自己的面馆，在2000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说，“今天忙着招呼顾客，裤子裂了一天都没发现”。

 

    他信奉着小本生意的真谛：省的就是赚的。多出来的利润包括自己充当壮劳力，亲自去菜市场买菜，一次省50元，时刻监督厨师和服务员。代价则是累，瞌睡在任意时间袭来。“人活着就要干嘛！”他说。

 

    李福昌在工厂时，每晚画海报到凌晨两三点，上世纪80年代做过一段时间美术教师，一天兼7个学校的课，冬天骑车来回，雪糊在脸上结块，脚冻在棉鞋里，回家后搁在火炉边化开。

 

    为什么这么累？真的只为钱。家里4个老人和两个孩子要供养，他不知道多少钱能提供安全感。“每天累得绝望，但晚上把钱塞进保险柜时就很高兴。”

 

    二

 

    过去20多年，李福昌与妻子王芝琴之间的争吵大多由生意而起。他们的儿子李鹤飞记得，夏天时，一些菜放得久，有一点味道，但算不上坏。母亲认为用水焯一下可以用，父亲却坚持要倒掉。

 

    日记里只有那么一次，发生在2011年8月19日晚上，李福昌卖了一份13元的凉菜，里面有些是中午做的——这不过分，可顾客觉得不新鲜，结账时嘟囔不值。李福昌于深夜里懊恼：“根本不是因为钱……我知道错了，糊弄了客人，决不能再犯。”

 

    生意好的年景里看不出区别，但到了特定的关头，比如2003年的非典，整条街的饭馆都空了，他的餐厅却成了唯一不受影响的那家——大家还是要吃饭，只是怕不卫生。李福昌被信任，于是活了下来。

 

    2009年相对难。金融危机越过大洋仍有余波，李福昌则因为租约到期，将店从一条只有3家餐厅的街，搬到租金更高、还要和上百家同业挤在一起的地方。李福昌那年2月在日记里写，“我要趁这段时间学习……经济形势总会好转。”这是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到形势。

 

    其实翻过20多年的日记，李福昌几乎遭遇了普通人做生意的所有难题。只是他自己解决了，没归咎于时代，甚至没意识到这是普遍问题。他在日记里说踏实打工的人越来越难找，剪报里的“用工荒”开始登上头条。不变的是他每年都给员工备上年货：水果糖、衣服、罐头、糕点、茶叶，员工会多干几个月。城市“创卫”，厕所都要贴瓷砖。市容隔三差五抽查，增添很多成本，但也熬过来了。后来做餐饮的越来越多，用现在的话说，成了“红海”，有同行挖他的员工，让工商局来查他，李福昌心知肚明，却没感到影响。

 

    也有人劝他转行。2003年年初，吃饭的顾客们都在谈经营，很多人注册了公司。有人让他参与集资，很快捞一笔，他在日记里写，“看似是肥肉，不知能否吃得下。”然后非典来了，泡沫也碎了，大多数公司眨眼间消失，人们不再讨论。身边的人还邀他去南方听课，成为百万富翁的那种——那时他不知道传销，只是下意识排斥，理由很简单：天上不会掉馅饼；就算掉了，能力不够接不住，要“家破人亡”的。

 

    强烈影响他生意的只有房租和拆迁。临近的菜市场一个个拆掉，买菜越跑越远。城中村渐渐没了，他喜欢的那种偏僻、便宜但宽敞的店面愈发难寻。近年来所谓的旺铺，窝在高层楼下的门面房，大约100平方米，一年要45万元租金，他在日记里惊呼“真是吓人”。2009年遭遇“二房东”，租的店铺时常停电，下水道总是堵塞，顾客们在恶臭里吃饭。他实在撑不住，主动关店。直到2014年开最后一家店，他又找到满意的门面。

 

    李鹤飞现在也管理一家公司，他说在父亲身上，“迟钝”和“成功”不矛盾，很多事情时间久了才显露出意义。

 

    如果问李福昌有关时代的问题，他会开心地笑，然后给出很大的回答，说40年特别好，大家都富了。

 

    三

 

    事实上，李福昌和时代潮流最近的一次，也完全呈现令人语塞的巧合。那是他20多年前做生意的决定。当时省里的单位要调用他，能解决他妻儿的西安城市户口，厂里却不放人。所以他在厂子开店，用工厂的燃煤和热水，不是想赚钱，求的是厂里把他赶走。李福昌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上辈人对城市户口的执念。

 

    2011年的日记里写道，“看不到任何进入城市的迹象……想起来就想哭，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回忆的时刻是1977年，那年“黑五类”李福昌高中毕业，进入生产队劳动。读书之外，参军是离开农村的主要方式。李福昌1978年报名，和十几个年轻人在村前空地集合，部队里的军官沉默着端详。村里会计猛然将他拽出说：“你家那成分，还能当兵？”

 

    直到1979年，李福昌报考美术学校。因为成分不好，他又一次被拒。李鹤飞说：“和我爹一起画画的叔叔早都当美院教授了。”

 

    进城是目力所及的唯一出路。后来，他到了西安的工厂，车间里“一点书都没读”的工人用恶心的话骂他，开下流的玩笑。1992年工厂改制，他代表合资方办事，老领导不平衡，说他是“叛徒”，当众骂到他痛哭。哭不仅因为委屈，他觉得自己出身低微，要不断向上爬。

 

    更何况，到了城市又怎样呢？还是很穷，妻儿仍旧是“农村人”。李鹤飞幼时去找玩伴，在门口听到大人的劝告：不要和李鹤飞玩，说话口音都不一样。

 

    后来李福昌为了督促孩子学习，画了幅画挂在家里。画上同时有高楼和土路，意思是学好就留在城里，不好就回农村。那时全国各地流行花上万元买“农转非”指标，国务院甚至于1989年发文要求各地严控“农转非”过快增长。所幸这家人留了下来。2001年，李福昌拿着一布袋10元现金买了商品房；紧接着办下全家人的西安城市户口。那天的日记是：心情好啊，从出生起就被人欺负……可算过来了。

 

    老乡知道他发了，回老家时他再借东西：要梯子，立刻给；想骑摩托，马上送来。李福昌发现，只比其他人强一点时，人们会嫉妒；如果强很多，只有纯粹的佩服。

 

    但也没必要膨胀，李福昌更多的感受是“赚钱好难”。他不买皮鞋，1985年买的风衣穿了10多年。不赌博，不喝酒，后来连烟都戒了。身边做生意的朋友破产、离婚，他更加谨慎。

 

    为数不多带有炫耀意味的行为发生在2013年夏天，他回老家盖新房，自己睡在工地的帆布棚子里，去野地上厕所，但他给村里的民工开二三百元的高额日薪，散名牌烟。村里人都知道了他的排场，这令他将困扰了自己30多年的心事放下了一些。妻子娘家的亲戚告诉他，结婚时，王芝琴自己推着自行车，从自家走到他村口，一直委屈地哭。他从未和妻子讨论这件事。

 

    四

 

    李福昌人生最初的记忆是三年自然灾害。床底下塞满玉米皮，那是父亲的吃食。他用衣袖擦鼻涕，第二天醒来，沾有鼻涕的布料被老鼠啃走了。

 

    很穷，但他感谢他的家庭。李福昌的父母都乐观，没读过书，但懂得鼓励孩子。他们总夸李福昌，哪怕只是猪草割得整齐。孩子被村邻欺负时，他们立刻站出来。这令他快乐。   

 

    李福昌得到的优待复制在儿女身上。儿子从中考到高考的几年里，李福昌有两个版本的日记：一个是他自己的，里面充斥着普通中年男人的丧气；另一个写给儿子，每天放在床头让他看，里面是大段的寄语（大部分是心灵鸡汤），穿插着每天的评价，诸如“你好棒”“爸为你高兴”。李鹤飞初中时是职校的吊车尾，最后考上四川大学设计专业。亲友间轰动，很多男人开始模仿李福昌给孩子写日记。但过了一个多月，这些人都来说：老李你真行，我实在坚持不下去。

 

    两个孩子最终都考上大学、研究生，找到很棒的工作，李福昌生活的重心又倾向赡养老人。

 

    2016年，李福昌彻底关了餐厅，不再经商，和母亲、爱人一起回了老家，给母亲洗脚，看着她微笑着入睡，在大树的荫蔽下乘凉，听她讲自己的一生。那几个月，他画了200多张速写，主题全是母亲。但他又在日记里摘抄，说死亡肉眼可见，缓慢但不可抗拒，如同阴云压顶。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告诉他：“我把你养成了，我没有遗憾。”

 

    五

 

    李福昌的日记里也记载了很多伤害他的人，比如当面交好、背后辱骂他的工友，不顾情谊突然失踪的店员。可那位前雇员又在李福昌开新店时帮了大忙，曾经交恶的人也恢复往来。他在上世纪的日记里抱怨，工厂的老同志很不好，处处针对他。2012年翻看时忍不住加了批注，“难以想象。我当时确实没有尊重到位，让老同志很没面子！”

 

    他说人性是善的——看陌生的食客们就行。他们从不吝惜夸赞美食；李福昌总害怕故意遗失财物的“碰瓷儿”，但没有，失主都千恩万谢；后来他在餐厅办黑板报，重拾绘画，真有人在店门前不留名地放块黑板……

 

    近些年他为环卫工和学校的孩子画像，有对社会的感谢，但更多是“自己老了，想留下些东西”。

 

    他也从未感到生活到了“完美”的境地。母亲去世后，兄妹几人鲜少联系。没处理好亲情，李福昌感到遗憾。他在日记里频繁许下开酒楼的宏愿，到2016年不了了之。

 

    如今的环境已令他陌生：租金成本飞涨，网络和连锁也摸不透，何况王芝琴坚决反对他继续经营。她骂他是骗子，曾经约定的周游全国毫无实践的苗头。李福昌开始反思：可能是该妥协了。日记里的经历愈发少，感悟愈发多。他有一天写：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后悔”——凡事都该考虑清楚再做了。

 

    李福昌确实慢下来了，他说“心轻者上天堂”，给年轻人讲俗套的寓言：上帝许诺一个人，跑过的地方都属于你，于是那人就累死了。“该停就停下来。”和所有人一样，他的身体紧随年龄报警。牙疼、感染、头晕耳鸣、容易感冒，体重需要控制，腿脚越发疼痛。他每天清晨做200下高抬腿，120次踮脚，50个深蹲，再配上5~10公里的夜跑。他坚信运动能促进代谢，长出新的细胞。

 

    晚上，妻子去儿子家照顾刚出生的孙子，客厅里只有他自己。他把肿胀的双脚放进热水，用木铲上的粗糙锯齿戳那些敏感的穴位。他感到疼痛，然后涌出舒适。战胜疼痛的过程让他心安。这是他对待不完美的方式，是他一生的习惯。

 

    （《中国青年报》1.30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