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四十年

    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改革开放起始点上的一页辉煌，无数中国青年的命运从那一刻改写。在那个历史拐点之后，年复一年，数千万学子经过高考，迈进高等学府的大门。

    也是由此出发，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风雨兼程，在改革求索中从未停歇地走过了40年。

    高考理念的转变

    人们对高考的熟悉和关注度源于个人亲历和各种间接联系。考生及家庭，学校及社会，会很自然地感受到招生录取形式的点滴变化，却很少能体察高考改革中价值取向的渐变，因为高考看上去始终不美，年年竞争态势不减，择优录取如旧。

    其实，高考价值观的变化才是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是这40年来高考最为本质的变化。其结果直接影响和决定高考的目标、考题方式以及录取决策。

    1977年恢复高考时，七七级的录取率不足5%。那是我国高等教育机会极端匮乏的特殊年代。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中期的十多年间，我国高考录取率一直徘徊在25%左右，这包括本科和大专的全部招生计划。“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了形象描述高考竞争的高频用语。  

    随着教育的发展，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后，大学教育渐渐不再是面向少部分人的精英教育了。高考制度只满足社会发展而不重视学生发展的弊端凸显，对基础教育的负面效应集中暴露出来。

    进入到新世纪后，国家逐步在政策层面上凸显了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把素质教育提高到国家兴旺发达和民族复兴的高度加以重视。

    以人为本的理念还体现在高考命题、考试服务、学校录取等方方面面。这种价值观决定了高考必须尊重和保护考生的利益和选择的权利、招生制度为学生服务、把考生需求融入到具体的工作要求中。

    会考的华丽变身

    在高考改革走过的40年中，普通高中毕业会考是一段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是“片追”大行其道的时候，学校文理偏科严重，中学普遍从高二开始文理分科，还有高一入学就分科编班的学校。“文科不学理化生，理科不学史地政”，学生知识结构严重扭曲。

    那一时期，高考录取率本科加上专科也只有两成多一点，而余下的近80%的落榜生，再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他们学业的成果了。以高考论成败，让大批无法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深深地蒙上心理阴影，这对办学资源不良的农村尤为不公。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1987年浙江全省率先实施会考。上个世纪90年代初是会考制度大踏步发展的时期，在当时国家教委大力推动下，仅用3年的时间，普通高中会考制度在全国推开，各省很快成立了专门的机构。

    设计高中会考的初衷是为了把选拔性考试和水平性考试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区分开，高考、会考各司其职。

    学生达到高中课程标准的要求，取得会考合格证书，就是国家承认的合格高中毕业生。会考以国家教育认证制度的形式改变了对普通高中教育的价值判定。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将会考合格证书确定为招工录用的必要条件，参军入伍也以会考合格证书作为条件。会考注重人的成长和人的基本素质，客观鉴定和公正认可学业成就，让学生通过会考感受到教育的人文关怀。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反对会考的风声日盛，一直影响到教育领域的决策层。有的高中校长指责会考占用了高考的复习时间，也有人认为会考加重了学生的负担。2000年，原国家教委发文，把会考取消还是留存的决策权下放到省。

    2010年7月以后，各省在新课改的过程中逐渐以“学业水平考试”的名称替代了“会考”。会考由此谢幕，也未尝不是一次华丽的转身。

    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考生6选3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高等学校招生选拔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由会考转型的学业水平考试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指挥棒”的悄然转向

    “高考的指挥棒”“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长期以来，社会对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度敏感,这些问罪高考的用语深入人心。“高考指挥棒”成了天底下最具威力的棍子，围绕“高考指挥棒”功能的议论风声从未停止，甚至“取缔高考”的声音也一度不绝于耳。1982年，教育部就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说，“这个竞争波及到上什么幼儿园、升什么小学的问题”。

    “教什么，考什么”，还是“考什么，教什么”也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老生常谈。前者被视为素质教育，后者指向应试教育。

    可是所有学校的教学设计几乎都离不开后者。后来只能用“教考分离”把考试与教学剥离开。“教考分离”说法对于考试无关痛痒，对教学就不一样了。两个小时的考试，能纳入试卷的那些有限的内容和考法，无论如何都会被教学“瞄”上。可见高考其实是“被指挥棒”的。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选择题的局限性等问题，高考考试内容的改革进一步推进。此间，业界讨论认为，孤立的、纯粹的能力测验是不存在的，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知识载体。“知识”和“能力”并非是两个对立体，能力考查也应以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为命题主体。

    进入新世纪以后，科目组合改革进入了“3+X”和“3+文综/理综”模式。由于确立了能力立意的命题理念，其中的“X”或“文综/理综”才得以顺利实施。只是在命题中突出强调学科综合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减少了跨学科综合能力的成分。

    回看40年来“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从考知识转向考查能力；从考查解题转向考查解决问题；从考查做题转向考查做事、做人。“指挥棒”的正向作用一目了然。

    （《中华读书报》1.16 臧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