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刻的慈悲是懂得

    2018年跨年夜，湖南衡南县三塘镇的罗氏夫妇被13岁儿子锤杀。事发30多个小时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弑亲者有智力障碍的姐姐只说出几个零碎的词语：钱，游戏。亲戚据此理解，是父母不给儿子钱打游戏，引发血案。可这条线索如此模糊，现在谁也说不清，少年真正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另一起案件：湖南沅江泗湖山镇，12岁少年小吴朝母亲连砍20刀，致其当场死亡。冲突起因，现在想起来匪夷所思，小吴偷偷抽完4包烟，妈妈发现后举起皮带打了儿子一顿。

    两起惨案只相隔十几天，震惊叠加，寒冷彻骨。

    人们慌了神，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没有停过。关于这个问题，刑法专家说得很明白，简单降低年龄非但不能遏制犯罪，还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等新问题，是回避问题、转嫁责任的做法。

    但是大家的焦虑是真实的。尤其是沅江弑母案后，小吴即便在警察面前认错，也只轻飘地吐出一句“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小罗写下过表达孝敬双亲的作文，可举起锤子的那一刻，写在作文纸上的词句似乎只是纯粹的修辞，触动不起心底的一丝波澜。

    “不能理解”的事却接连发生，这本身比不知道如何惩罚和矫正更让人担忧和警惕。

    这两个年幼的弑亲凶手，多少都和“留守儿童”沾边。小吴父母在外打工多年，早年在爷爷奶奶的溺爱下生活，妈妈回来后，又开始了粗暴“严管”，矛盾不断升级。小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可是母亲和姐姐都有智力障碍，父亲忙于生计，很少陪伴，只能惯着孩子，以此“弥补”。

    这一切，都没有超出我们对留守儿童的印象，这一切，也完全没有让事情变得可以理解。

    对“留守儿童”现象本身，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也从没有真正了解过。我们抽象地知道，他们孤独、缺少陪伴和适当的教育。可是，我们其实完全不能想象，他们是如何长大的。我们只知道，青壮劳动力离开了，但与之息息相关的乡村伦理失落、精神世界的凋敝，我们却难以真正觉察。连接彼此的，只是质朴的同情，或者茫然的恐惧。

    很少有人会突破人格极限，酿成弑杀父母的人伦惨案，但孤独的生长环境、贫瘠的精神世界，早已埋下不祥的种子，结出各种让人费解的恶果。学者张丹丹做过针对留守儿童犯罪的调查，在她走访的男子监狱里，有17%的服刑人员曾经是留守儿童，忍不住让人设想未来十年的犯罪情况。

    作家袁凌在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里，写过走上犯罪歧途的留守儿童的故事，其中最叫人感慨的是一个名叫崔凯的小伙子。崔凯考上了大学，后来又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还攒下了十万元的积蓄。可和同事的一次龃龉，又不经意勾引出他心底的恶兽，他抄起红酒开瓶器，刺瞎了同事的眼睛。崔凯一度以为，孤独童年留给他的自卑和恐惧已经逐渐消失，但现实是，阴影一直在那里，即便他已经很努力地融入正常的生活，早已不是动辄跟人打架的“坏孩子”。袁凌把崔凯们的生活轨迹形容为“抛物线式的沉沦”，你没法知道最后会跌落到哪里。也许你很想拯救他们，可前提是，你得找到轨迹的起点，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命运“抛”出去的。

    最深刻的慈悲，是懂得。精神不能互通，公共治理便无从下手。三塘镇是“全国小康示范镇”“全省经济强镇”，还是湖南省“诗词之乡”，沅江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它们不偏僻荒蛮，也不是赤贫。极端案件有其偶然性，难以简单归因，可本该民风淳朴、传统深厚的地方接连发生人伦惨剧，更警醒人们留意社会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空洞。如果不能找到“抛物线”的原始驱动力，改变滋生“小恶魔”的土壤，谁也不知道，悲剧的魅影会投到什么地方。

    （北青网 1.6 张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