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功用

    儒学为何能赢得汉武帝的青睐？从制度的角度而言，儒家的学说建基于人情与人性，即便是被后世上升为“天理”的忠孝，也并非指迂儒们违逆人情人性的愚忠愚孝。当将取诸经学中的“微言大义”，用以解释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疑难案件时，其说服力能达到让两造“胜败皆服”的神奇功效。

    汉初虽有吸取秦亡教训之说，但在政治法律上则继承秦代做法甚多，即所谓的“汉承秦制”，而史上著名的“萧何造律”，就是在秦律基础上的修订与完善。然而，当这种刚性的法律运用到“独尊儒术”的大环境中时，则难免出现与“时代精神”扞格的尴尬局面。作为“春秋决狱”首倡之人的董仲舒，将儒家经义中的“微言大义”巧妙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既解决了现实问题，又通过案例确立了适用规则，收到了良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有关“春秋决狱”只需通过一个“案例”的处理，即可管窥其中精义。在杜佑的《通典》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绝矣！虽杖甲，不应坐’。”在这一事例中，甲虽是乙的亲生父亲，却并没有养育他，乙的成长完全得之于其养父丙。若按照通常律文的规定，乙杖生父甲当属不孝，但董仲舒的判决却是“不坐”，因为儒家所谓的“亲亲之义”，并不仅仅在于维护一种简单的血缘关系，而是对父慈子孝伦理关系的倡导，当作为父亲的甲只能“生”却不能“养”时，父子恩义即已断绝，若再要求治乙以殴父罪，则于情于理皆为不合。

    汉武帝之所用独尊儒术，原因之一在于儒学之功用，是其能妥善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虽没有法律制度之刚性，却能在其蕴含的义理中将矛盾化解于无形，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一套依托于人情人性的行为规则。

    （《北京青年报》12.22 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