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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花都，男女的劳动量几乎是一样的，除了带小孩、洗衣做饭、喂养鸡猪狗、缝缝补补之类的家务活，女人还要去田间耕作。为了养家糊口，她们甚至要去地主富农家打工挣钱。
1924年出版的《重修花县志》（花县，即今广州市花都区）卷二《舆地志》之《风俗》一节中，诗人利普写有一首叫《贫妇佣田叹》的叙事诗：平明结队出前村，田主家中试叩门。人众主人酬值贱，半含嗔恨半难言。主人笑骂妇无闻，可怜心里苦家贫。佣田得值赡家计，汗湿青衫泪湿巾。朝朝日日事佣田，清晨早起夜方还。感谢主人留一饭，囊中余米复余钱。
这首诗形象地描绘出一群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贫苦妇女，因为家里没有良田产业，缺衣少食，为养家糊口，在农忙时节去给地主富农打工，帮忙插秧收割的情形。
那么，这些妇女打工一天究竟能挣多少钱呢？
《重修花县志》是这样陈述的：长短工价，长工年约价四五十元，短工忙时男每日八毫，女四毫；闲时每日男二毫，女一毫。另供膳。
由此可见，妇女在农忙时节工作一天，包吃饭外，工钱是四毫，农闲时是一毫。这些钱，按照当时的物价，又能买些什么呢？
《重修花县志》卷六《实业志》之《农业》是这样记录的：产品价格，以在县城中等价计算，稻谷百斤四元，蔗糖百斤十元，松柴百斤五毫，花生百斤四元，猪百斤二十二元，炭百斤一元五毫。
也就是说，妇女在农忙时节，打工十天，可以买一百斤稻谷；打工大半天；可以买一斤肉。一百斤稻谷能出八十斤左右的大米，一个成年人一天约吃一斤大米左右，那么妇女在农忙时打工十天，可以供五口的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了；若是一家老少想吃上一餐肉解解馋，那恐怕得等到过年过节。农忙时节这样的工价，表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农事繁忙的时节，播种收割一共就那么十天半月，大多数的日子，还是农闲时节。在农闲时节，妇女打工四十天，才能买一百斤稻谷，打工两天半才能买上一斤肉。
也许有人说，打工不划算，那可以租田地种啊。其实，租田地自己来种，更不划算，要交田租，还要缴纳数十斤到两百多斤的稻谷为租税。
可同样劳动一整天，担挑锄耕干一样的农活，女人的工资却只有男人的一半，并不同工同酬。
《重修花县志》中说：男婚女嫁多在二十岁前后，然近有男女皆数龄。男父母娶为童养媳者，因女父母无力抚养，托媒说明，送归男家抱养其幼女，亦时归宁，父母待女笄男冠之年始行合卺之礼。此虽与婚礼未尽合，而事为节俭起见，在娶者不致有愆期之虑，嫁者不患办嫁奁之难，且服水土而安，其教训亦礼仪起也。溺女之风前数十年频有所闻，近因女子身贵，贫人生女于周岁可免乳哺，则托媒人嫁人为童养媳，在婴儿可保其性命，而父母亦可得聘金二三十元。而溺女罕有所闻矣。
也就是说，在民国之前的清朝，女婴一出生就被溺死的事情常常发生，直至民国之后，这种情况才渐有好转。主要原因是男多女少，女孩矜贵起来了。那些贫困家庭中的女孩，父母以四五百斤稻谷，或者一头猪的价格，卖给合适的人家做童养媳，免除抚养成人的成本。
无论是年幼被卖作童养媳，还是同工不同酬，同样是重男轻女，都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所幸，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羊城晚报》11.27 欧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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