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熊和她的70次化疗

    胸口的输液管塞进黑色V领衬衣，臃肿的肚子勉强挤进红色半身裙。张小熊和癌症搏斗了4年，放疗10次，化疗70次。她不服气，还要继续。

    她想要拍一套写真。曾在绍兴广播电视台做出镜记者的她，已经“好久没穿职业装”。

    齐肩的短发掉光了又长，如今只有约5厘米。红色半身裙下，一颗被她称为“定时炸弹”的恶性肿瘤藏在肝脏上。蓝色的住院手环不小心露在手腕上，在摄影师的提醒下，她认真地把它掖进袖口里。

    因治疗而走形的身材

    刚被查出乳腺癌时，孩子只有14个月大。当时，癌细胞已转移至淋巴、肝脏和骨髓，医生预告她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

    如今，离开她的病友已超过70个，她还有信心坚持下去。她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张小熊”，写下了很多病友的故事，还考上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一边治病一边给病友们做心理辅导。

    19篇病友记里，既有泼辣靓丽、不服命运的老板娘，也有要冒险生子的准妈妈。她试图去证明，“生病了并不低人一等。你可以跟健康人一样。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出发拍写真前，她在医院的病床上仔仔细细地把四周的帘子拉拢，独自花1个多小时为穿刺复发的伤口清创换药。洗了头，回家试衣服，张小熊终于不得不承认曾经熟悉的正装已经装不下因治疗走形的身材。

    39岁的她坐在化妆台前时显得有些局促。许久不用的化妆品在她脸上铺撒开来，黑了眉，红了唇。刚长出的头发被发胶固定才维持挺立的模样。

    生病前，她是电视台民生新闻组唯一的女性，她可以在楼顶上和意欲轻生的采访对象聊两个小时，也可以在臭气熏天的失火养猪厂，努力憋着气完成工作。就连刚开始治病的那几个月，她都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出发。

    本名张维的她爱笑，喜欢旅行、美食和写作，朋友们喜欢称呼她“小熊”。时间久了，她也习惯了“张小熊”这个称呼。

    被确诊为乳腺癌后，一度开朗的张小熊心情跌落到谷底。

    还是那个爱开玩笑的同事

    面对这个常被比喻为“人类疾病中最凶狠阴险的敌人”，张小熊已是两次与之交手。

    2007年，张小熊父亲被查出患胰腺癌。父亲是退伍军人，古板周正。一家人陪着父亲去上海治疗时，父亲身体状况尚好，母亲和她连一个包裹都不让他拿。平时高大的父亲低下了头，显得局促不安，模样让人心酸。

    那时她白天心急火燎地跑各种医院挂号拿药，没有时间思考痛苦。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小熊才会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回忆和父亲的种种过往，写下自己的害怕、焦虑和孤独。

    病来得凶猛，父亲不出半年就过世了。母亲隔三岔五地跑到父亲的坟头哭泣，张小熊担心母亲承受不住压力，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之后在绍兴结婚、生子，慢慢日子走上正轨。没想到一股更大的强力把张小熊拉出轨道。

    在一次单位组织的体检中，医生发现她腹部有个巨大的黑影。检查的医生当场让她联系肝病专家。最终确认是乳腺癌肝骨转移。

    她和母亲去杭州、上海寻医问药。因为病情较为凶险，肿瘤医院的医生也不敢轻易收治。母亲没办法，给医生下跪，“我两个亲人都得了癌症，一个已经去了，另一个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

    在尝试完几乎所有针对乳腺癌的化疗药后，主治医生还试验了针对肠癌、胃癌的化疗药。“治疗癌症就像一个人有7个馒头，前面的馒头慢慢用掉，后面就没有了。”张小熊说，相比于多次复发带来的痛苦，她最害怕的是没有药了。

    白天医院热闹，人来人往。夜晚所有房间关灯休息，呻吟声、哭声时而会响起，此时情感最为脆弱，脑子控制不住地想各种事情，越紧张越睡不着。有一次张小熊在晚上忍不住啜泣，陪床的丈夫劝止不住，赶来问询的值班护士着急，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在她身旁给她递纸巾，一遍又一遍地劝她“别哭了，会好的”，直到张小熊不好意思地停止哭泣，这位护士才离开。

    将她拉出深渊的，是一位研究肿瘤的专家级病友。这位病友姓吴，是一位教授，病床就在她旁边。她已经病得很重，因治疗副作用嘴巴不能完全张开。即使如此，身材娇小的吴教授依然把一瓶瓶果汁、普洱茶、打磨好的米汤肉糊整整齐齐地装进行李箱，努力进食补充营养。

    吴教授偶尔会在病床上指点学生，也很受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尊重。一次张小熊向主治医生诉苦说自己睡不着，向来态度严肃的医生训斥了她一句。正躺在病床上输血的吴教授突然翻身坐起来，严肃地批评医生：“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跟她说！她是新病人，心理压力大，你们要劝她鼓励她！”

    吴教授会看张小熊的病理报告，鼓励她：“几个指标不错，要有信心把疾病控制住。”看到她病情起伏或忍受疼痛时，叮嘱她：“小家伙，要坚持啊。”

    一位同事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医院看望张小熊之前有点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到了病房见她虽然光着脑袋，但还是那个爱开玩笑、逗趣同事的张小熊，便松了一口气。

    不妥协也不姑息

    渐渐地，张小熊去肿瘤医院化疗或领取病理报告单时，能一眼认出擦肩而过的人头上是真发还是假发，衣服下隐藏的是针头还是皮管。但彼此攀谈起来，都小心翼翼。开头通常是“你哪个部位不太好”，而不是“你患了什么癌症”。她知道，很多人害怕谈论癌症，因为这个词通常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她开始记录身边的病友，提笔的冲动来自一位沉默寡言的大叔。大叔是去年春节来住院的，被检查出肝癌时，肿瘤已有10厘米，癌细胞扩散了。因为躺倒会有“刀溜一样的痛”，他一直沉默着趴在床沿上，也无法做穿刺进行检查。周围的女人乱了套，互相指责，可谁也没有及时送他去更大的医院治疗。后来听说大叔出院后不久就过世了。

    想到这个一声不吭的大叔正月里还在买菜待客，元宵节前一天还在外面开车，张小熊觉得这样一个老实人“就像雨点一样消失了”，希望为他记录一些什么，留下他在这个世间走过的痕迹。

    她敬佩一位不知名字的上海病友“旗袍阿姨”。别人化疗药打下去，都只好佝偻着背，显露颓态。只有这位阿姨，每次来化疗都穿着裁剪得体的旗袍，体态优雅，坐姿端正。好多人不相信她是病人，直到旗袍阿姨脱去细心遮掩的开衫，人们才会发现她手臂上还保留着方便注射、直达心脏附近大静脉的PICC插管。“她只是一个对生活很讲究很有坚持的人，即使是大病，对生活也并没有一点点妥协和姑息。”

    她记录下一位病友家属的话：这个病放到大的空间里或许就是很小很小的东西。“比如蚂蚁看我们，或许就像我们看神一样。我们现在看这个病很厉害，在浩渺宇宙看来就像蚂蚁压伤了腿一样。”

    但这个浩渺宇宙，依然有她珍视的东西。病情最危急的时候，她还是会趁医生护士不注意溜到后面核磁共振室旁边使劲嗅腊梅的香气，逗弄大摇大摆漫步其间的流浪猫。初春的桃花、晚熟的秋稻，都让她感到安慰。“我看着一年四季轮替更迭，就觉得一定要熬下去。”

    (《中国青年报》12.12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