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诗歌付出的代价

    以诗赋取士，诗歌成为唐代进士文化重要部分。据学者统计，北宋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中近百分之九十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六十二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七十七位，进士出身者四十六人。             

    唐诗写作中包含了不同于贵族等级制度的智识等级制度。它并不主要对公众说话，它是同等学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即使白居易悯农，他也主要是说给元稹、刘禹锡听的，然后再传播给其他读书人，或者皇帝也包括在内。即使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听懂白居易浅白的诗歌，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他是官僚地主。他在从杭州寄给元稹的诗中自况：“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余人。”自杭州刺史任上离职后，他在洛阳营造的宅园占地17亩。白居易是居高临下的人。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

    唐朝成为了诗歌的时代，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在唐朝，喜欢动脑子而不是仅仅抒情的人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但他们都是灵感式地思考问题，没有系统，不是结构性的思想家。在思想史上，韩愈占据重要位置，但韩愈本人的思想书写说不上深入和广阔。所以苏轼说唐朝人“拙于闻道”。唐朝的佛经翻译和史学思想成就高迈，但没有出现过战国、两汉、两宋意义上的思想家。唐人感受世界，然后快乐和忧伤。唐人并不分析自己的快乐和忧伤。冥冥中唐人被推上了抒情之路。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与其说隋唐是学术思想发达的时代，不如说隋唐是文艺发达的时代。”

    （《唐诗的读法》西川著 北京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