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远去

    按照维吾尔族的土葬习俗，10月1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维吾尔族领导人司马义·艾买提的遗体被送回了新疆，安葬于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民族区。“这个名字，作为晚间七点到七点半档的背景音，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当几天前新闻里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时，才发现，时代的幕布早已合上。”一位网友在微博里写道。

    他跟我们一样是“老保”

    1935年，司马义出生在新疆和田策勒县一个村庄，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爷爷是一位宗教界人士，在他年幼时就开始了教育启蒙。如果没有后来的土改，司马义或许也会沿着这个轨迹前进。

    1949年，新疆解放。在土改过程中，少数民族干部的中坚作用被一再强调。司马义后来曾回忆参加运动时的情形。1951年，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运动”开始，工作队进入他的家乡。斗争大会一开始是冷场的，他站起来带头喊口号，几乎是直接改变了当时的局面。那一年，司马义16岁。他加入了工作队，成为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1953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36岁的司马义成了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并在第二年当上了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文革”期间，新疆自治区原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司马义也在其中。1975年秋天，复出的张爱萍来到新疆，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第二书记杨勇和司马义去看望他。在介绍司马义时，杨勇说：“司马义同志是可以相信的，对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保皇派。”

    中央和地方的“信使”

    “文革”结束后，地处边远的新疆改革开放的步子比内地要慢一些。    

    对于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和1980年成立的深圳特区，自治区的很多官员和干部还有观望和抵触情绪，有人甚至将深圳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表示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留在新疆”。

    当时，不少来支边的知青要求离开新疆，回到原籍地。当地政府里，一些拿过枪杆子的老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维吾尔族和汉族干部之间也存在语言隔阂。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后来回忆，王震提议，将德高望重的王恩茂调回新疆。

    王震是建国初期曾主政新疆的老领导，习仲勋是分管民族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司马义每次到北京开会或出差，都会前往拜访，汇报新疆情况，听取指示。作为生性好客的维吾尔族人，他去的时候还会带只羊。在那段时间，他实际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扮演了“信使”的角色。

    经济问题上的明白人

    1981年9月，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司马义跟副主席巴岱商议后，向中央提请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10月末，68岁的王恩茂回到寒冷时节的新疆，担任区委第一书记。司马义仍然担任区政府主席，主抓经济和文化工作。当时他只有46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当时新疆各方面发展有点滞后，我觉得司马义主席的理念比较明确，观念也是比较超前和开放的。”秘书赵建新说，新疆在推动改革开放、把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就西北地区来说，是开始得比较早的。那几乎是司马义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1983年前后，司马义到过中央好几次，找主管外贸的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希望可以为新疆引进一批图-154飞机。当时新疆的铁路交通还比较落后，民航业相对完善，各地州都有机场，只是机型和设备比较落后，这批飞机的引进，拓展了新疆对外贸易格局。

    1985年，司马义带着区政府代表团，与兵团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任司令员陈实一起，到澳门和香港拜访李嘉诚、王宽诚、霍英东和马万祺等企业家。他还积极筹划油田开采和羊肉出口等，引进资金、人员和先进设备，致力于让新疆的产品走出去。

    自治区的干部曾告诉赵建新，挺佩服司马义的，觉得司马义在经济问题上是个明白人。学习能力强，这是很多人对司马义的一致评价。此外，他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维吾尔族和汉族干部都很认可他。

    13号文件

    1985年12月，司马义突然接到通知，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担任主任和党组书记。任命一出，许多群众来信由新疆飞往北京，要求留下他们的司马义·艾买提主席。甚至有人走上街头。因为涉及民族问题，此事一度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关注。

    司马义上任之前，习仲勋和老领导王震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克服困难，做好民族工作，努力打开局面。习仲勋还经常对司马义强调，要注重实地调查。

    之后的几年中，司马义跑遍了全国，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他经历了身份的转变，从主持经济和社会文化工作的区政府主席，变成了协调民族关系的国家民委主任。

    与新疆类似的是，国家民委在“文革”后才恢复，干部思想也不统一。究竟是以掌握政策法规为主，还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又或是以发扬民族文化为要，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1986年10月，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司马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不久，国家民委与统战部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民族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被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称作“13号文件”，开启了民族工作重心向经济发展的转移，被认为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司马义后来撰文称，这份文件是在习仲勋的具体指导下形成的。

    当时中央明确要求，各个部委在下发文件时，凡是涉及民族地区和民族问题的，必须经过国家民委。“可见当时民委的发言权比较大。可以说，那几年大家觉得是民委非常活跃、出成绩的一段时间。”赵建新回忆说。

    1991年初春，司马义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研。在边界地区，他看到一个彝族人家将民族服装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盖。“我们解放了那么多年，还有老百姓在过这样的日子，怎么对得起他们？最起码的，要解决温饱问题，不要挨饿受冻。”他对随行的地方官员说。在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干部的任用上，司马义的意见往往比较中肯。比如，对某位新疆省部级干部，他的评价是“做事比较温和”。他又补充说，温和并非软弱。

    明年4月，司马义的墓碑将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民族区竖起。同一排共三个墓碑，从左至右分别是：开国少将曹达诺夫·扎依尔、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任主席包尔汉·沙希迪，和司马义·艾买提。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5期 刘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