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之忧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跟大学排行榜“杠”上了！受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托，他牵头成立课题组，对大学排行榜本身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最终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大学排名的风险》。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已公开的大学排行榜有50多种，其中，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简称U.S.News）、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简称QS）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四个排行榜影响最大。

    通过对大学排行榜的分析，袁振国发现普遍存在导向不可取、学校不可比、标准不一致、指标不匹配、数据不可靠、方法不科学和文化偏见等7个明显缺陷。在不同指标、不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文化的各排行榜上，同一所大学的排名位次有着天壤之别，即使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北京大学，也对此感到无奈，用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的话说，这是“盲人摸象”。

    高校排行榜泛滥的背后，是对其巨大的社会需求。其实，学者、机构做一些关于大学的分析、评价，可以给学生、家长提供择校参考，还能作为学校办学自我诊断的依据，也能为政府资源配置提供借鉴。对于公立大学而言，拿着政府拨款，有义务汇报工作业绩，排行榜直观易懂，一目了然，特别是最近20年，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中国大学在世界排名的迅速上升，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回报。此外，出于商业价值和高校提升影响力的需要，各类排行榜也越来越多。

    北大教授陈平原担心，目前来看，排名只能靠数据，若高校都倾向于尽量生产对提高排名有效的数据，将磨灭大学个性，对于强调独立思考、个人品位的人文学科而言，影响更大。但对于大学而言，不受排名影响、不被排名裹挟并非易事。

    排行榜指挥棒下，有些大学开始按照排名的指标办学，排名缺什么就补什么，忽视学校特色和办学初衷，甚至将在排行榜的位次提前作为办学目标。一些大学盲目扩张规模，以文科见长的学校也开始设立理工科目。

    “学校和学校不可比，大的和小的，文科和理科的，综合性和单科性的，如果一定要把不同性质的学校用一把尺子衡量，显然是不科学的。”袁振国说。

    袁振国认为，办学的丰富多样性和学校很多本质性的功能是没有办法被测量和评价的。比如，有些排行榜将学生收入高低作为重要指标，那么那些在艰苦地区奋斗的科学家、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奉献的志愿者算不算优秀？

    他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应成为关键指标。但即使是4大排行榜，关于人才培养的指标权重也只占到5％~20％，80％以上的指标跟学生培养无关。

    大学排名不光成为高校的指挥棒，与高校管理者的政绩挂钩，更逐渐引导着资源分配和资金分配的流向，带来新的不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用近9年的时间研究大学筹资问题，发现大学排名错误引导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捐赠给排名靠前的学校，这样的结果就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这种情况在国外尤其明显。

    在中国，尽管捐赠和基金排名并不凸显，但另一种行政性的评价却和资源分配密切相关，即985、211、双一流。“这些评价权威性很高，导向性也很强，却突出了公平和效益之间的矛盾。”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徐辉表示，在政府眼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似乎理所当然投入到办得好的学校中，但相对较差的学校前进缓慢，可能恰恰是因为资源投入不足。徐辉指出，双一流里尽管也强调了滚动淘汰机制，但因为它跟资源分配的关系太紧密，要改变这个结果是非常难的。“政府的行政性评价具有导向性，可能更多应该采取雪中送炭的奖励性评价。现在的985、211，尽管已经考虑了区域性特征、不同类型，但机会的公平还没有实现。”

    对此，袁振国也认为，对于各种排名，政府和行政部门要极其谨慎，不能拿排行榜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要让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优势发展的机会，真正地发挥每个学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作为公众的一大关注点，“屏蔽”大学排名几乎不可能。在陈平原看来，当前的排名体系亟需改革，包括评价标准、操作流程、指标、权重的设计等方面，“只有共同参与到逐渐完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努力让中国建立一两个比较可信的评价体系或者排名，才对得起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 12.5 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