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的“抽水马桶之梦”

    1933年，上海的《东方杂志》推出一期“新年特大号”，邀请社会名人及普通市民畅谈“新年的梦想”。共收到来自巴金、冰心、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回信160余封。

    在邹韬奋看来，这些回信中，以历史学者周谷城的梦想最为有趣：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晚年的周谷城，曾言及，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梦想，与现实如厕环境的不如意直接相关。  

    上层社会的奢侈品

    周谷城做“抽水马桶之梦”的时候，距离国人首次见识抽水坐便器，已过去了60余年。那是1866年，奉命前往欧洲游历的京师同文馆学员张德彝，在轮船上见到抽水马桶，感觉十分新鲜有趣，遂将其运作机制，写入了自己的著作《航海述奇》。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抽水马桶成了一种让有机会出洋的中国人十分艳羡的东西。

    怀念抽水马桶，也是晚清来华的洋人们的一种共同的“乡愁”。在清廷提供给总税务司赫德的四合院里，曾安装过一尊抽水马桶，乃是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特意为赫德定制，不远万里送至北京。不过，清廷没有现代自来水系统，也没有现代下水道系统，所以，并不是所有来华的洋人，都可以如赫德般拥有自己的抽水马桶。到了1904年，上海租界的部分商户尝试请求允许安装抽水马桶时，仍因为下水道系统不够完善、担心污染水源，而被工部局多次拒绝和制止。

    进入民国后，抽水马桶才开始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风尚。梁实秋在清华就读8年，1922年，终于住进有抽水马桶的宿舍，然后感慨“临毕业的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1920年代末装修的南京国民政府办公楼内，如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的卫生间里，也配有自美国进口的浴缸、洗脸池和抽水马桶。

    当然，这种风尚只能够存在于上层社会。1933年南京北河口水厂局部建成供水时，最初的用户只有29户。自然，有能力铺设自来水和公共下水道管线的住户，也不会太多。没有自来水和公共下水道管线，自然也就不会有抽水马桶。

    实现梦想并非易事

    1949年后，抽水马桶在京、沪等大城市，仍长期只是一种少数的存在。

    1993年，已经用上抽水马桶很多年的周谷城，应《文汇报》之邀，刊文回忆自己60年前的“抽水马桶之梦”，仍如此感慨：

    “今天我把60年前‘中国人人都能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的梦想讲给家人听，家人都笑得前俯后仰，只可惜60年过去了，梦想并未实现，就是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也还没有完全消灭用木马桶。”

    其实，周谷城毋须遗憾自己的“梦想并未实现”。实际上，1993年，中国的卫生陶瓷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而抽水马桶三件套（坐便器、水箱、反水弯），恰是卫生陶瓷领域的核心产品。

    这个“卫生陶瓷产量世界第一位”的得来，并非易事。

    虽然中国号称“瓷器之国”，但长期难以独立生产包括抽水马桶在内的卫生用瓷。

    卫生陶瓷的大规模生产，必须依赖高度的工业化，包括原料的机械化开采、生产工序的机械化控制、以燃煤燃油燃气为燃料的高温保证等等。所以，尽管欧美城市住宅在二战前就已全面流行抽水马桶，但在1949年的中国，仍只有四家工厂或作坊能够生产卫生陶瓷，总产量仅有约6000件，其中3件套的抽水马桶的数量，无疑更是屈指可数。

    1949年后，在长达约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卫生陶瓷生产，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自80年代开始的技术（如微压注浆成型、微风干燥、立式浇注、窑炉微机控制、低温快烧）、设备（如注浆机、干燥器乃至全套生产线）引进浪潮，是中国卫生陶瓷工业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1993年跃居产量第一宝座的关键。

    厨卫的大变革

    长期以来，中国的抽水马桶因技术落后，“一次冲洗水量在15L的比较普遍，甚至还有17L的”，较之国外的普遍标准6L，可谓相当费水。80年代抽水马桶数量有限，浪费尚不显著，90年代抽水马桶开始普及，问题即开始凸显。

    真正推动革新的，并非政策，仍是市场。

    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北京的生活用水保持每立方米2元钱（含0.4元污水处理费）的价格不变，也没有任何政策补助，大多数市民并不会选择拆掉自家的较为费水的马桶。但一款更人性、舒适、明显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抽水马桶，可以做到这一点。毕竟，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原动力，即在于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为适应中国国情，除了常见的坐垫加热、温水洗净、暖风干燥及杀菌等功能外，相关企业还研发出了低水压（解禁零水压）下仍可冲厕的技术，让那些居住在水压低的老旧楼房的用户也可以改用智能马桶，且将冲水量节省至4.8L。

    显然，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周谷城的那个梦想。不但“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而且可以坐得很舒适，很惬意。

    (《老年日报》12.2 谌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