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要走向生态文明?因为我们的工业文明短短300年就把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搞得支离破碎了,就把地球的矿产资源已经开采得差不多了。所以,人类的社会文明需要转型。全人类对此认识得越早、越快,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地球永续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在观念上的差别有很多,我认为以下四点很重要。
多样性
生态文明首先强调的是多样性。对任何一个生态系统而言,生物种类越丰富,就越意味着这个系统具有长期的活力,具有对系统的韧性,就意味着这个系统对灾害的抵抗力、恢复力强,也就意味着这个系统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而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是短期效应,给生物带来单一性。人们往往非常强调单一性,不仅是单一,而且还强调类同、方便管理、标准化……这样的思路造成的结果常常是竭泽而渔,常常呈现脆弱性,系统往往难以经受外来的灾害和内发的扰动的考验,使它缺乏抵抗力。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非常重要的理念。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都遵循同样的“多样性”规律。
共生性
共生性意味着所有健康的、有活力的生态系统是不同的生态群落相互套嵌、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离开了任何一个子系统,其他系统就会遭到毁灭,这些系统是构建在一起的。就像十九大提出来的,山水林田湖草,还有城市都是组合共生在一起的,休戚与共,唇齿相依。
我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许多决策者也没有这个概念。工业文明就是人定胜天,就是要挑战和改造自然,希望把自然改造成适应人类居住的场所和经济发展的倍增器。工业文明常常忽视事物和生物间的共生性,对此我们往往是认识不足的,或者经常把事物孤立地分开,把不同生物看成是相互对立的,有时候是竞争的,有时候是你死我活。这样一来,我们经常会做出破坏自然,缩减人类社会可持续力的愚蠢行为。
党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这就要我们重新传承中华古代的文明。古代的文明认为,天地人是并列的,天人合一共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的运行规律,而这种自然观在现代的生态文明中得到弘扬,才会使生态系统内生的共生性、共享性能够进一步地表达,使城市的许多难题能用绿色发展来解决。
自适应性
生态系统中每个个体无论大小,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单元,都对环境有自主的反应或感受能力,都能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判断,都能总结而且作出自己认为合理的对策。对于这种来自主体的对策,人们有的时候是忽视的。由下而上涌现出来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决定生态系统演变的方向。我们讲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必须是分布式的、自组织式的,而不是由哪一个“上帝”来控制的。
而工业文明恰恰容易忽视系统个体的感受、个体的学习能力,认为系统结构才是最重要的,认为从上而下的“设计”是决定一切的,认为世界是设计出来的,认为人可以胜天、可以定天、可以改天。而且人们又常常错误地认为,这些微小的个体是单一的、是被动的、是静止的、是完全由强大的外力所摆布的,这些都是错误观点。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自然就认为“越大越集中越好”,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大洋怪”建筑和工程就遍地而起了。实际上,大规模、中心控制跟个体的自适应性常常是对抗的,对个体的自适应性是摧残的,是一种替代的关系,这就造成我们的生态系统是不可持续的。当我们企图用一种理想的模式来改造和管理某一个生态系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我们对系统中不同个体的DNA、个体的行为、个体对环境的反应也并不了解,人类应该更加谦卑。
背景性
说到背景性,东西方文明在远古时期其实在敬畏大自然方面具有一致性,但进入中世纪之后,尤其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东西方出现了分裂。举个例子,一位哈佛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办公室里面挂着一幅画,森林里面站着一匹白马。他经常叫学生看这幅画,问这是什么画?东方国家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往往会说这是一幅关于森林的画,森林里面站着一匹白马。但是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却常说这是关于马的画,马站在森林里面。为什么东方跟西方学生的观念会不一样呢?因为东方文明本质上是一个背景文明。比方说,我们中国古代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建筑非常讲究周边环境(包括山、水、林、田、湖等)与城镇或建筑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文明讲究点到点的思维、讲究逻辑性,城市、建筑选址和建设也直奔主题,以达成使用功能为目标。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找回东方文明合理的内核,而我国的工业文明经历了高速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以后,人们也慢慢滋生出来一种忽视背景、忽视历史的不良倾向。我们经常把主题跟目标、跟手段对立起来,把目标与手段颠倒过来,我们也习惯于点到点的思维,而把背景放到一边去了。中国古代文明强调天人合一、天人交融、天人共享,这说明人是在背景中生活的,这个大背景就是天,就是大自然。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把它的核心内容搞清楚,防止打着生态文明的旗号来行工业文明之实。识别什么是伪生态,什么是假生态,才能把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北京日报》11.19 仇保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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