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进六安农校的春风

    粉碎“四人帮”后，党报对“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批判就开始了。这类批评报道促使人们对极“左”对“文革”对“四人帮”行为的批判和反思，从而推动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                                           

    ——编者

    ■叶辉

    1984年4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刊登通讯《安徽六安农校发生一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严重事件》。安徽农校校医彭学斌是一位在该校工作了20多年的老校医，曾两度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但因为他敢于与损公肥私的现象作斗争，爱管闲事，爱给领导提意见，校领导对他非常反感，一直想找机会“修理”他。

    终于，这样的机会来了。一次，副校长杨善如经过彭学斌借住的木工工房时发现他家堆了一些木工的下脚料，这一发现使该校领导认为找到了整彭学斌的证据。次日，杨副校长和另两位副校长王家楼、王子传一起到彭家进行突击搜查。搜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一根公家的木料，搜出来的木工下脚料都是从学校分给他家的柴火中拣出来的。面对这样的事实，该校领导却不罢休，采取莫须有的手段，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偷窃、毁坏、侵占公物”的罪名决定对彭学斌停职处分。这一决定首先祸及他的家人，他在学校做合同工的妻子被辞退，同样在学校做合同工的儿子被停职。为了整垮彭学斌，学校接连开了几十次会议，包括多次职工大会，命令所有职工不得与彭学斌接触，将他彻底孤立起来；后来又通过六安行署公安处一位负责人的关系将彭学斌多次传唤到公安处。随着迫害的不断升级，在巨大的压力下，彭学斌崩溃了，最后自杀身亡，以死明志。此事惊动了六安地委，地委纪律检查部门介入调查，查清了事实，认为这是一件迫害知识分子的恶性事件。

    4月12日，光明日报在报纸一版发表两篇连续报道：《从彭学斌被迫害致死事件中汲取教训》《六安地委决定解散六安农校党总支》。本来，事情已经得到处理，报道可以结束了。但是，光明日报没有，而是从这件事情上挖掘造成这起迫害知识分子致死的案件中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极“左”思想的危害。

    光明日报驾驭连续报道驾轻就熟，经验丰富。先是用事实将问题揭露出来，然后通过报道引导舆论，当舆论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之后，再请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人出面就事件表态，一旦当地相关领导人对事件表态，就意味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4月16日，《光明日报》一版发表安徽省委副书记杨海波就六安事件发表的讲话：《不允许坚持“左”的路线的人再当领导》。省委副书记的表态当然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然而，这还不够。4月22日，报纸又在一版头条刊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秉松从法律上分析六安事件的文章：《王家楼王子传非法搜查非法管制彭学斌已造成严重后果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正确》，把读者的视角引向法律，让读者从法律角度来思考六安事件。

    4月24日，报纸又在一版头条再次推出《六安农校“左”的思想流毒仍然很深》一文，揭示了事件发生后该校仍沿袭“文革”做法，继续压制知识分子，学校管理秩序混乱的现状。同一天在一版转载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原载《人民日报》4月23日一版），将六安事件与否定“文革”挂起钩来，从更深的层次揭示六安事件的实质就是“文革”余毒未能肃清的结果，进一步提出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一文获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其缘起却与《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密切相关。就在这一年的4月3日，《光明日报》刊出笔者和当时的光明日报浙江站站长卢良合作撰写的一则记者来信《“文革”中在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个别人至今仍然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不改》：

    编辑部：

    三月下旬，记者在杭州大学采访时，获悉了这样一件事：杭大党委在进一步检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时，调查“文革”中在地理系搞“活人展览”摧残知识分子的事件。当学校向当年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驻地理系的人员调查了解时，他们竟仍然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认为当年的做法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尤其使人吃惊的是，那位持极“左”观点的原进驻地理系的负责人至今还在杭州一家二千多人的工厂担任工会主席。对此，杭大的教师极为气愤，纷纷向领导部门提出意见。

    …………

    就是这样一件曾引起轰动的、性质极端恶劣的陈年旧案，在1984年全国整党时，“文革”搞活人展览的工宣队员受到追查。但是这些制造了“活人展览”的工宣队员却死不认错，他们坚持认为，当年在杭州大学地理系搞“活人展览”的做法只是执行了党当时的政策，作为党员，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自己并没有错，要错也是上级错了，而这样的错误作为小小的工宣队员无法承担，这样的错也不应该算到执行者头上。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有代表性，当时全国整党中涉及许多党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许多党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者。

    正如有人说的：“雪崩时，没有一朵雪花觉得自己应该对此负责。”然而不正是一朵朵雪花才形成积雪，不正是层层叠叠的积雪最终才形成雪崩的吗？“文革”是中华民族的大劫难，对这场民族的灾难，每个参与者都有责任，每个人都需要自省，都需要承担责任。一个不懂得反思、不能正视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当然，让一朵雪花对雪崩负责，让每一滴雨珠对泛滥的洪灾负责，让一个人对整个疯狂的“文革”负责，这不公平，因为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微弱的，只有当个体汇入到整体中才会显示出力量来，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只是一根稻草。这一道理说明，“文革”的劫难是一个个个体汇集而成的，每个个体都必须对这场民族大劫难负责，每个人都需要反思自己在这场灾难中的所作所为，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助长了这场灾难，需要正视自己的错误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文革”的劫难中走出来，才能理性地对待这场全民族的大浩劫。

    虽然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通过，但当时对“文革”的罪责还没能全部追究。正因为“文革”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许多参加“文革”的党员坚持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的做法是执行党的政策，“文革”错误的历史责任不应该由个人承担。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人不承认自己错误这一现象出发，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篇评论员文章的发表马上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国外媒体评论认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将彻底否定“文革”。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缘起于《光明日报》的报道，而六安事件又是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一种呼应，一种佐证，两家党中央主管主办的党报互相佐证，目的是共同的：必须彻底否定“文革”，“文革”的阴魂不散，类似六安的事件将会层出不穷。

    5月8日，光明日报再次在报纸一版头条就彭学斌事件发表评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六安农校原领导人迫害校医彭学斌事件谈起》，这既是对六安事件的深化，也是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呼应。评论进一步将彭学斌受迫害致死这一事件推向纵深，对造成冤案的原因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文革”的极“左”影响。同一天还刊登安徽省委组织部就六安事件召开座谈会的报道：《吸取教训进一步肃清“左”的流毒》，报纸还刊登两封读者来信：《六安农校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六安农校事件表明——极“左”余毒未除“文革”遗风尚在》。

    这个连续报道一直持续到一年之后，1985年5月4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登处理六安农校事件的最后结果：《安徽省、六安地区重视本报批评解散六安农校领导班子，新领导班子切切实实为教师办了七件好事》，报道说，迫害彭学斌致死的有关人员分别被逮捕和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教师们心情舒畅笑逐颜开对进一步办好六安农校充满了信心。报纸还配发短评《春风吹进六安农校》。

    然而，彻底否定“文革”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根除一种思想一种观念需要漫长的时间，光明日报正是因此才抓住这个典型事例深挖其根源。

    20世纪80年代初，光明日报对表扬报道和批评报道曾经给出过一个大致的比例：8∶2。这源自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意见：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尽管实践中达不到这个比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报道已经在数量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批评报道难，这是一个老问题，很难解决，只是不同时期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只准报喜不准报忧，这是大多数被批评者对待批评报道的真实态度，一些人口头表示赞同批评报道，允许报喜也报忧的，实际上也往往是叶公好龙，口惠而实不至，当真正批评到他或他治下的工作时，便会以家丑不可外扬等理由予以制止，而当批评涉及其本人时，更不会同意，往往会调动一切资源和力量予以制止。在这样的现状下，记者写批评报道之难便可想而知。

    光明日报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报道的指向是根据中央每阶段的中心工作进行的，如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清除“文革”余毒、批判极“左”思想、涤荡歪风邪气等。

    粉碎“四人帮”后，党报对“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批判就开始了，此类报道多以林彪“四人帮”以及其推行的极“左”做法、极“左”路线、极“左”政策措施为批评对象进行声讨。以某个具体的案例作为靶子，譬如通过报道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在“文革”中遭受到的劫难来批判和控诉极“左”路线对知识精英的残酷迫害，揭露“四人帮”的残忍荒谬，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年的媒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类报道促使人们对极“左”对“文革”对“四人帮”行为的批判和反思，从而推动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

    对林彪“四人帮”以及极“左”路线的批判常常是通过对他们罪行的控诉来达到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大量披露遭受极“左”路线，主要是“文革”期间来自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的典型案例，反映这些人物遭际和命运变迁，既是拨乱反正，也是对逝去的极“左”政治的控诉。

    这种控诉都是积极向上的。对党充满感情，对祖国怀抱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报道在向读者传达了对极“左”路线的控诉外，也传递出知识分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