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问责已成为约束权力责任的重要手段。然而,一些问责或多或少正在走样。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泛化问责”,最终造成基层干部“躺枪”。
“某镇有9个村,基本上每个村都被上级以及本级纪委问责过,村干部免职的免职,辞职的辞职。”中部某镇干部说,一些涉及村干部的轻微违纪问题,本可以批评教育,但还是给予了党纪处分,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目标任务。
山西部分教师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湖南某教育局办公室有零食被通报,河南某医护人员丢弃半个馒头被通报为“四风”表现......凑数式问责具有小题大做、吹毛求疵的特征。
更有甚者,一些部门为了避免被凑数式问责,只好在考核期限之前搞“突击执法”或“钓鱼执法”。这一类现象在公安、工商部门比较普遍。
凑数式问责背后心态多样,有的为“拼凑政绩”,以问责“走量”彰显“作为”。有的是“捏软柿子”,只问责基层部门不问责上级部门,只问责弱势部门不问责强势部门。有的为“息事宁人”,以快速问责安抚负面情绪。有的是“敷衍塞责”,以轻微问责掩盖严重问题。其本质都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半月谈》2018年第21期 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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