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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部分回归”的救命药

    《 文摘报 》( 2018年11月22日   08 版)

      10月底的一个清晨,余菲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来到医院药房。药剂师看看处方单上的药品名——倍泰龙,在电脑上一搜,抬头对余菲说:“断货了。”

      余菲的脸色煞白,这可是多发性硬化患者的“救命药”啊!她揣起处方,径直打车去了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附近的一家药店。一盒盒倍泰龙,摞在药店的冷藏箱里。她买了一盒,10天的药量,2950元,全部自费。她决定过几天再去医院药房问问,每天约300元的药费,如果不走医保,实在吃不消。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罕见病,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这种疾病可能导致脊髓、大脑以及视神经功能损害,令患者失明、丧失自理能力,因此也被称为“死不了的癌症”。国内市场上只有两种药物能够降低这种疾病发作频率,余菲处方单上的倍泰龙是其中之一。去年7月,倍泰龙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按照北京市相关政策,报销比例约80%。但一年多过去了,北京绝大多数医院仍没有这种药,而有药的那一两家,也只能半公开半隐秘地服务零星几位患者。

      余菲说,每次去医院配药都是心惊胆战。运气好的时候,开到过15天的量,不好的时候只是4天的量,更糟糕的时候,就像今天,没货。

      药品为何进得了医保,却进不了医院?一个名为“药占比”的指标是症结所在。近两个月过去了,救命药从“失踪”到“部分回归”,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刀切的“药占比”

      在这座城市,仅有约10人可以像余菲一样,从医院买药并由医保报销,而北京市的多发性硬化患者超过600人。这是记者通过医院和药商等多个渠道的统计。

      中国目前还没有多发性硬化的流行病学资料,若按日本的发病率(十万分之一点四,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保守计算,中国多发性硬化患者约为2万人。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自费(每年药费约10万元)或是停药。

      25岁的北京女孩苗苗也是一名多发性硬化患者。7月的一天,看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时候,她听到身边观众哭得呜呜咽咽,可是自己却没有落泪。为什么是这样?本身是患者,应该更有感触才对。后来,她想明白了:“我们的历程比电影更曲折。”

      还记得电影里那个光明的结局吗?格列宁进医保了,春天终于来了。但苗苗知道,这只是另一个难题的开始。

      一年前,当倍泰龙进医保时,多发性硬化病友何尝不是以为春天来了?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病友们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寻找倍泰龙,明明进了医保,可就是在医院里找不到。

      北京医院神经内科前主任许贤豪解释说,症结出在一个叫“药占比”的医院考核指标上。他是中国神经免疫学的奠基人,今年81岁,仍在医院坐诊。他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

      “前几天,我照例去病房查房。病房主任私下问我‘这个月扣钱了您知道吗?’”许贤豪说,“我回答说,不知道啊,钱是我爱人管的。为什么扣钱?”

      “因为药占比超标等原因,医院每个人都扣了几百元。”病房主任告诉他。

      回家以后,许贤豪细细一想这番话,才明白其中深意:“我上个月刚刚给病人开了昂贵的倍泰龙,这可能是医院药占比超标的因素之一。”

      所谓药占比,简单说来就是医院卖药的钱占整个收入的百分比。国家将降低药占比作为医改的一项重要任务。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在2017年将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去年发布的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也同样提出30%的目标。

      药占比指标是对医疗机构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纠偏。过去,医院采购药品后,可以加价出售给患者。医院和医生为了多挣钱,往往倾向于多开药,尤其是利润高的辅助用药,因此形成“以药养医”的局面。

      降低药占比既减轻了患者药费负担,也节约了有限的医保经费。一位医保系统人士说:“在合理的诊疗行为中,药占比本身并不重要,但由于药品耗费太大,所以强化药占比是一种必要的管理措施。”

      然而,一刀切的药占比势必造成“误伤”。不同的疾病类型,药占比本来就有很大差别。苗苗等所患的多发性硬化即为一例——这种疾病只需要半年做一次核磁检查,此外就是终身服药,药占比接近100%。

      一旦药占比超标,医院将被管理部门罚款。许贤豪说:“院长说了,‘这钱我从哪里弄?只能从每个医生身上扣’。所以,以后再有病人来,我也不能给他们开倍泰龙了。”

        在制度上破除一些障碍

      苗苗开始了找药之旅,不过她不是去印度,而是向政府求助。7月,她致信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局长信箱,开头写道:“我是一名多发性硬化患者。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倍泰龙已经进医保一年了,可是各大医院里都买不到。”与此同时,多位患者联名向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以下简称医管局)局长信箱致信,建议有关部门不要再用药占比限制倍泰龙使用。

      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多方努力逐渐产生效果。据一位知情的神经内科医生透露:“因为患者来信、媒体报道,卫生、医保管理部门压力很大。”9月,人社局和医管局调研多家市属医院后,确定宣武医院和天坛医院为定点医院,为多发性硬化患者临时采购倍泰龙。

      10月10日,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表示,争取早日让群众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他说:“我们准备与国家卫健委协商,肯定不占今年药占比的指标,使今年的抗癌药能够在制度上破除一些障碍。”

      10月26日,北京市卫计委领导在12345政府服务热线接听电话。患者宁波在电话那头等候了20多分钟,终于接通了卫计委一位处长。这位处长曾经看过多发性硬化患者的信访材料,了解他们的困难。她表示,有关方面正在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今年已经在淡化药占比考核。

      几天后,部分患者接到市医管局的电话:可以去北京医院就诊,那里有药了。他们在北京医院办完住院手续,做完一系列检查后,第一次用上了可以报销的倍泰龙。不久,苗苗也被北京医院收治。到目前为止,这家医院已接收八九名多发性硬化患者。

        边界在哪里

      一位在其他医院治疗、自费购药的患者听说北京医院有药,想转院到这里,却遭拒绝。北京医院告诉他:“我们接收能力有限,只能满足长期治疗的几个患者,从其他医院转院过来的,特别是专为来开药的,就不能收了。我们只能这样平衡。”

      “难道看病还分先来后到吗?大家不同样是病人吗?”这位患者质问。

      “话是没错,但是要把病人都收进来,敞开门开药,药占比自然上升,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北京医院回答。

      倍泰龙进了医保,医院却开不出药,这不仅难住了病人,也难住了医生。

      各方沟通后,似乎形成一种默契:北京医院能开倍泰龙的消息,最好不宣传,目前状态下,这里使用倍泰龙的患者不能无限增加。

      据有关人士介绍,医保解决北京600多个人的用药并不难,甚至把全国2万患者都解决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罕见病种类很多,药物种类也很多,边界在哪里?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张华说:“有一种叫依库珠单抗的药,一年约50万美元,要不要进医保?同样是罕见病用药,哪个进,哪个不进?”

      目前,罕见病医疗保障尚无全国层面的解决方案。仅有上海、天津、浙江、宁夏、青岛等十几个省市,针对个别病种,推出了本地医保政策。今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制定《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下文简称《目录》),纳入121种罕见病,为罕见病保障提供了依据。不过,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医保部门和卫生部门相互独立,《目录》难以促成罕见病纳入医保。而患者自己知道,即使纳入医保,也不等于用得上药。

      (注:本文患者均使用化名)

      (《解放日报》11.17 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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