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母亲抗癌

    最初，母亲关节剧烈疼痛，无法入睡，我陪着她在家乡武汉一家家地跑市医院、省医院。随着住院检查的深入，一次在地铁站口与我分别时，母亲用手捂着自己的左胸口，第一次对我喃喃道：“洋洋，妈妈这里可能长了个东西，不太好。”

    2014年2月19日，母亲被确诊患有肺部腺癌。那年，我从湖北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准备考研。从小到大，母亲在我心中扮演着无所不能的角色，我从没想过有一天她会倒下。我一时接受不了，坐在书桌前悄悄地掉眼泪，反复问自己该怎么办。

    母亲的治疗就此展开，手术、化疗……一环接一环。母亲进入手术室后，表姐用手机传来一份《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时，我终于懂得了不信仰宗教却烧香拜佛之人的心态。手术结束了，我却不敢相信那个仰面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母亲。她双目紧闭，牙关紧锁，头发散乱地铺在床上，病床上方的生命检测仪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字似乎是她活着的唯一证明。

    手术后，母亲失去了自理能力。亲人和母亲的闺蜜组成陪护团，我也开始夜间陪护。父亲、姨妈们需要上班，无法时时陪伴母亲，于是他们手把手教我买菜、做饭、洗衣、拖地，给病人喂水、洗脸……在ICU病房外走廊上陪床的日子里，我睡在租来的行军床上，仿佛来到了自然灾害的救助现场，不断响起的唤医铃让我彻夜难眠。

    我告诉家人，决定推迟考研，好好陪陪母亲。那一刻，母亲大哭，父亲沉默着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开始了往返于家中和医院、与母亲朝夕相处的生活。

    癌症治疗是如此痛苦。母亲化疗时大片大片地掉头发，整夜呕吐，过敏导致全身红肿，皮肤开始迅速衰老，还有癌细胞出现转移后随时威胁生命的潜在风险。化疗和风湿使母亲的关节难以弯曲，许多简单的动作对她来说都极难做到，帮爱美爱干净的母亲洗头洗脚，是我们俩的幸福时光。

    母亲也绝望过。治疗途中，她得知自己出现脑转移的症状时，大哭了一场，大半夜要出门。我只能死拽着她的手不放，掉着眼泪求她不要离开，最终她答应继续治疗。撑不下去时，母亲会翻翻以前的照片，听听我给她唱的歌。

    母亲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信里说，“儿子，妈妈不知道还能守候你多久，但妈妈一定会安排好一切，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有多苦有多难，我们都会支撑下去。”在信的末尾，母亲说，“儿子，妈妈爱你”。

    清晨，我走出医院为母亲买早点，春天的阳光洒在脸上，街道上熙熙攘攘都是上班的人群，一旁的公交车进站后又出站，眼前的一切都平常到毫无新意。但那些细节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忘记，我总会在内心感叹，“那些充沛的生命力，真美呀！”

    2016年，我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这样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就近陪伴母亲。今年，研究生毕业，我有了自己的工作。

    目前，依然虚弱消瘦的母亲病情趋于稳定，在家口服靶向药物治疗，但每3个月去医院复查时的心情依然紧张得像拆除定时炸弹。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每天扶着母亲下楼散步，帮她铺床，带她看电影，教她用微信，给她按摩，陪在她身边。

    （《中国青年报》11.7 张希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