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从自己衣兜里掏出个小物件,攥在手里。“这个送给你作纪念吧!以后用得上。别看它旧,磨出来的才好用,若是新的没这么光滑。”
我接到手中,但内心踌躇,用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何时能派上用场,只能是未知。我正迟疑时,她又猫腰从柜里捧出两大轴麻绳:“求仔细人给你纺的。没妈,没人替你想着。”
她这话使我像被针刺了一下,猛省过来,她如此煞费苦心地琢磨出这配套可用的“纪念物”,深深地打动着我,虽在惭愧中接受了物件,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她的苦心。
几年后,经历了生活的煎熬,才认识了这物件的难能可贵。它,是一把纳鞋底的锥子。这把锥子是铁做的,银灰色。形状很像刚出生的小蝌蚪,只是比蝌蚪大得多。
小小的锥把,虽不是稀罕物,可它已有百岁。是姥姥出嫁时从娘家带出来的物件。她的母亲用过,她与姐姐用过,她的女儿用过,我母亲出嫁前肯定用过,我也用过。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自己做鞋。
我工作的那年代,城里年轻人几乎不穿家做的布鞋,已从穿回力球鞋进化到皮鞋。但“文革”中出生的孩子,处于混乱时期,偶尔在商店见到童鞋,品牌款式单一,号码不全,难选到合适的;再说像我们那个阶层,也舍不得花钱买童鞋。所以,两个女儿直到上小学前,冬天的棉鞋,都是自己做,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穿胶底鞋很滑,也不保暖。
这种小商品,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年代,小商小贩被追得丢盔卸甲,真不知去哪能买到锥子和麻绳。同事见我午休在办公室纳鞋底,常来借锥子,我总要说这锥子的来历,她们打趣地说姥姥神掐妙算,知道咱今天买不到锥子,老早给准备好了“传家宝”。
她还准备了充足的纳底绳,这种细麻绳,在农村都是手工用纺锤打的。农村女孩从小就学着纺绳。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打麻捻,但我没学会纺绳。她求人打的两大轴细麻绳,纺得很匀,看来是“深加工”的。当然再好的麻绳,用时也要用潮湿布顺茬撸几次,撸下毛刺,很滑润时,拉起来更省力。
而且纺麻绳前,要作很烦琐的准备。春种麻籽,秋收麻籽果实榨油,收了麻籽果实之后,才能将麻籽秸秆割下,泡在水沟里沤,沤透了,扒下秸秆的皮,这就是麻坯子,晒干后用粗齿梳子梳理,使麻坯变得柔软光滑,把它吊到高处,再一根根抽出来,做成麻捻卷起来,麻捻的顶端要捻得很尖,才能使绳纺匀。这些琐碎的程序,一点都不能马虎,而且都是她亲手操作的。
至今,我还保留着一轴麻绳,虽说不纳鞋底了,也舍不得干别的用。这麻绳里何止浸着她劳动的汗水,还保留着她那慈爱心肠的温度。随便乱用,岂不辜负了她的好意。
(《姥姥的遗产》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出版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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