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IC（半导体元件产品）行业“缺芯”之痛触动国人的时候，一场生物医药产业的“芯片”竞争也悄然开始。
近年，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刘青松药物学研究团队在靶向抗肿瘤药物学和临床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但随着研发的深入，科研人员愈发感到原始创新能力受制于人的尴尬。
该团队负责人刘青松告诉记者，目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在对癌症进行的研究和干预中，使用的是源自西方的永生化细胞模型，这些细胞模型反映的是西方病患的基因背景，而很多疾病，由于不同人种、环境影响，其表型和机制有差异。细胞模型的源头依赖导致我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的健康产业基础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为他人做嫁衣”。
不过，目前长期“卡脖子”的细胞模型已经处于升级替代的窗口期，这就给我国摆脱生物医药源头依赖、换道超车带来机遇。
刘青松介绍，在时下个性化治疗成为主流的精准医疗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摒弃永生化细胞模型，转而研发使用更能反映癌症患者病理特性的源自癌症患者的肿瘤原代细胞模型。比如2016年初，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宣布停止使用永生细胞体系，并推荐使用患者肿瘤原代细胞代替原有的癌症细胞系。
刘青松解释说，肿瘤原代细胞是进行药物开发的最好的个性化检测模型。中国人的癌症高发病与国外并不完全重合，针对同一种癌症，中国人的分子分型与国外的分子分型也并不完全重合。因此，针对中国人的癌症进行研究，必须要依托中国人的原代细胞进行病理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开发，这样才能使我们开发的药物有针对性，适应中国人的发病机制。
显然，在这一轮竞争中，谁掌握了肿瘤原代细胞的源头战略资源和可再生关键技术，谁就从战略源头控制了这个产业。而据刘青松介绍，近几年，美国、英国、荷兰、瑞典、韩国等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发这一技术，以争夺对国际生物医药领域的战略性控制权。
（《瞭望》2018年第45期 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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