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非公经济有利于社会稳定

    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所有制结构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结构，还决定于社会需求结构。根据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来划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非公有制经济更适合生产和供给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的私人产品，尤其是丰富多彩的精细化、便利性的居民消费产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更适合供给公共产品、从事公益事业，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需求。

    由社会生产力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双重”决定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生态”，产生了四种独特的“生态效应”。

    一是“分工互补效应”。这一效应发生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和非社会化大生产、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供给“功能性分工和协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应。

    二是“竞争替代效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竞争、相互约束、相互学习、互为压力”的“鲶鱼效应”。

    三是“合作共生效应”。这一效应发生在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而形成的“公私共生”和“劳资两利”效应，最终实现“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内在有机统一，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四是“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效应”。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衍生效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改革开放40年来，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就是凭借对“新增就业”的突出贡献赢得了“生存权”。尤其是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解决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向何处去”的难题，而且解决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放活中小国有企业过程中的“钱从何处来”的难题。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就无法实现。

    （《光明日报》11.7 韩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