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背影（下）

    1996年，80岁的袁宝华写了一首《八十述怀》，其中写道：“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看到后即兴和诗一首，称袁宝华“赤臣谋国志不休”。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又何尝不是“赤臣谋国志不休”？

    为改革奔波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日，朱镕基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

    上任之初，朱镕基就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赤字。1993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朱镕基负责财税改革等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当时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地方将一定比例或数额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其余部分归地方。财税改革的思路是实行分税制，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收哪几种税，地方收哪几种税，哪几种税由中央、地方共享。例如，消费税100%归中央，财政收入的大头增值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成。1993年9月，为推动改革，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从海南、广东开始由南向北推进，赴各省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和协调工作。

    朱镕基明确表示，分税制改革全国统一推进，不能“一省一率”。刘仲藜回忆道，在广东，“我们反复解释，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是多拿了一些，但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不会因此影响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几次交锋下来，广东省顾全大局，同意分税制改革。

    那一年，朱镕基花了70多天跑了13个省、区、市。这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初步规范了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国企三年脱困

    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然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当前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富余人员过多，企业负担沉重，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互相扯皮，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和企业效益的提高。”所以他说：“减人是关键。”

    几年之间，数千万职工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朱镕基十分关注下岗再就业问题，强调职工下岗后要分流到其他行业；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要保障基本生活，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其基本生活费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1/3。有一次，他还把“全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工作会议”改为“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

    “下岗潮”中又有“创业潮”。福州下岗女工陈晓萍创办了福州真味包点有限公司，并吸纳下岗女工到公司工作。1991年1月，朱镕基专程到她的公司考察，并点了一份包子。中央电视台还以陈晓萍事迹为原型录制和播放了电视剧《花开不断》。后来，真味包点发展成福州颇具规模的餐饮连锁企业。

    闯进“雷区”

    在1997年的一次谈话中，朱镕基说，他正在操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结果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座谈，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这没有吓退朱镕基。在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当年3月24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国务院总人数要减少一半，决心已定。“副总理由上届的6位减到现在的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

    1998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举办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朱镕基在研究班上谈道：“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要把工业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呢？事实已经证明，靠工业部门管企业的方法是管不好的。过去设置8个机械工业部，也难以把机械工业管好……本届政府决定，工业部门没有管企业的任务，改为国家局，划归国家经贸委领导。”电力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等15个部委被撤销。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2018年2月，一篇名为《二十年前，他们离开部委大楼》的文章在网上刷屏了。文中回忆了1998年的那次大分流——刚被分配到北京某区纪委工作的王贤在单位传达室看完了朱镕基那场记者会的直播，称赞朱镕基“大丈夫当如斯”，没想到自己很快被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后来虽然没能实现“50岁之前进中委”的梦想，但也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在某部委大楼里当了3年科级公务员的薛剑，则被分流到该部委直属的一家报社当记者，此后每5年一次的机构改革，他都以新闻人的身份关注着。文中说，20年前经历分流潮的那些人，早已重新启航，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2000年3月，一位丹麦记者问朱镕基，离任之后最希望中国人民记得的是哪个方面，他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环球人物》2018年第20期 李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