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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头条新闻”微博爆料，“四川成都一大学女生去食堂吃饭，发现没带饭卡，请求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转头她就举报了阿姨，因为学校食堂规定只能使用饭卡，用其他支付方式，食堂工作人员将受罚，结果阿姨被罚两万元，而该女生获得了2000元奖励。”当天下午，成都文理学院回应，称“罚款阿姨2万，奖励学生2千”这样的事实并不存在。但是，几次回应中，校方都没有谈到“举报”这个让网友愤怒的核心要素。
不过，有媒体在成都文理学院官网上查到一份《关于发动学生共同监督食堂窗口收取现金的通知》，这个2017年5月发布的通知明确表示，“凡发现食堂营业窗口收取现金的，应向后勤处膳食科进行举报，经核实将对举报人进行200元／次的奖励。”这至少说明，学校明文规定了要奖励那些“举报者”。实际上，让公众感到愤怒的，正是“举报”这种行为本身。阿姨好心帮学生通融，若学生本人事后举报，就更是突破人们的道德底线，给人以“恩将仇报”的既视感。
通常来说，举报或者告密者，目的都是向权力者提供一些对别人“不利”的信息，从而让自己获利。我小时候住在农村，有一天妹妹下河游泳被邻居家阿姨看到了，她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回来，抓起棍子就要打妹妹，10岁不到的妹妹第一反应不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是很气愤地说：“一定是老丁告的密！”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流行抓赌。赌博违法，被抓也是应该的。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很纳闷，在自己家打麻将警察为什么会知道。实际上有人专门做这样的事情，向警方提供线索，可以从罚款里得到好处。
发生在四川文理学院的事情也一样，看似很小的事情，勾起的是人们对告密的恐惧。去年11月，宁波一个小学生带巧克力到教室，另一个同学眼馋，“勒索”未果，就向老师举报。老师知道后，对“举报者”进行了批评。这么小的一件事被报道后，媒体热议了好几天。当时宁波这位叫王悦微的老师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学生告状很正常，但不能以此培养告密者》。在文中，王老师写道：“我们绝不能培养学生来做告密者，这是很可怕的……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但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现实中，警方会就重大刑事案件征集犯罪线索，这种线索的提供，由于涉及到公共安全利益，当然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有时候提供线索者还要承担风险。人们尤其反感的是生活中的告密，这样的“举报”前前后后都上不了台面：动机不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纯粹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对被害人来说，这是一种暗算，不是公平的较量。中国文化对告密者斥之为“小人”，是很有道理的。一旦告密者的身份被坐实，就宣告了他在人格上的破产。
此事更值得警惕的是鼓励举报的“制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告密所折损的不止是个人品格，放到整个社会来看，鼓励告密所营造出的“窃窃私语”的氛围，让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的紧张与不安全感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告密之风的盛行，引发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而一个失去互信的社会，个人发展与整体发展都将寸步难行。不告密，就是维护建立在每个人底线之上光明坦荡的社会风气。
（今日话题、观察者网 10.25 张丰 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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