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文物腾退记

　　在北京著名景点北海公园入口，每天总有人不买票，大摇大摆走进去，却无人阻拦——他们不是游客，也不是工作人员，而是北海公园里的住户。坐拥名胜，临湖而居，生活应当很惬意吧？事实却非如此。他们的简易房屋搭在一座大殿脚下，4户人家将院里所有空间都盖上了矮房，只留下一条过人的通道，咫尺之遥的北海上波光粼粼，而他们家里，却照不进一线阳光。

　　这些居民原本大多是北京园林系统职工，几十年前，由单位“靠水吃水”就近安排在北海居住。不光北海公园，全国人民熟知的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太庙等，都曾经或依然住着居民。

　　据统计，目前北京核心区约三分之一的文物被作为大杂院不合理占用。列为全国和市级文保单位的15座王府中，仅恭王府经过近30年腾退实现对外开放，其余14座现为办公场所、学校、职工住宅。人人都说拆迁是“天下第一难”，而文物腾退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这儿每家都上法院了

　　腾退文物，使它们恢复昔日光彩困难重重。面对几十年无法破解的难题，北京市却雄心勃勃。两年前，西城区率先发布消息，计划到2020年腾退47处文物，力争实现被认定为文物的会馆和名人故居全部“解放”。

　　负责文物腾退的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孙劲松说：“突破口选在直管公房。”  

　　2014年初，北京市文物腾退试点选在粤东新馆，法律依据是刚刚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征收条例》规定：若有文物保护等需要，政府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但第一场仗打得并不漂亮。4年多后的今年10月，粤东新馆仍然没有腾空。不光正房有住家，正房之间的内院也满满当当盖了屋，住了人。院里有颗大枣树，占据了房屋以外的空地，酱红色的大枣散落在房顶和树下。傍晚，40多岁的陈淑(化名)两手拎着蔬菜走进小院。她在此住了20多年，“这院里一共57户，走了50户，还剩7户，我就是其中一户”。

　　因为不满征收补偿条件，陈淑等不愿搬离粤东新馆的住户一一申请行政复议，一一将房屋征收部门告上法庭。“我们这儿每家都上法院了。”陈淑说。

　　孙劲松说：“针对过去拆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征收条例》从制度设计上就立足于保护被征收人权益，增加了很多程序。如果被征收人不配合，走完法定程序需要很长时间。”

    留恋堂前石榴树

　　文物腾退需要在《征收条例》以外寻找新的法律依据。一则新闻启发了孙劲松：解放军某旅为贯彻“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的要求，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情势变更”原则，与租户终止房地产租赁协议。一条文物腾退新路径在他心里渐渐清晰：区文化委依据《文物保护法》，要求直管公房管理单位保护它名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后者则依据《合同法》解除与租户的租赁协议，要求其腾退并给予补偿。对于拒不腾退的，可通过法院起诉解除租约。

　　64岁的安根法就这样被房东 （直管公房管理单位）——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房投）告上法庭。1955年，安根法出生6个月，就随父母搬进杨椒山祠。

　　杨椒山祠始建于明代，是嘉靖时期名臣杨椒山的故居，清乾隆年间辟建为奉祀他的祠堂。上世纪50年代后，杨椒山祠陆续搬进67户居民。原有古建拆的拆、改的改，花园、假山被夷为平地，平地上又长出自建房。人们只能从一座残存的八角亭依稀辨别古建原貌。

　　腾退工作于2015年11月启动，至今仅剩安根法等9户。他迟迟未搬，纠结在于：他和大哥家同样把院内连廊改成了自建房，他家的13平方米没有房本（即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而大哥家的却有。他说：“政府得给我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

　　原来，同住杨椒山祠的安家大哥因为住房困难，于2004年向区房管部门申请，拿到了自建房房本。但安根法当时不知情，直到2015年腾退工作启动后才提出异议。他说，争取这13平方米是为了妹妹，她户口也在此地，不久前查出患上乳腺癌。

　　孙劲松说：“2015年文物腾退启动时就锁定了承租关系，意味着不可能新增房本。”道理很简单，如果安根法的13平方米连廊自建房给了房本，这片区域已腾退的700多户居民就不干了，而仍未腾退的居民更是无法说服。

　　今年8月9日，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判决：确认被告与原告解除租赁合同，并于30天内搬离，否则将强制执行。孙劲松说：“虽然法院判决了，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还是想通过做工作让安老理解。”  

　　搬离期限临近，孙劲松再次敲开安根法的家门。他说：“安老，如果到了法院强制执行那一步，我于心不忍。您在文物保护上和我们没有任何分歧，将来修缮还要请您帮着把关。”

　　几天后，安根法在腾退协议上签了字、摁上手印。他说，最留恋堂前的白石榴树，那是初来时父亲种的，年年这时硕果累累。

    一把尺子量到底

　　孙劲松说：“去年我们一次性启动了15处直管公房腾退，涉及507户，奖励期结束时，总体腾退比例是86%，绝大多数都在90%以上。说明大多数群众是接受的。”

　　当然也有拒绝签约的，理由各不相同。赵雁科归结了两大类：一类是基于过去对商业拆迁的经验，指望耗到最后能多拿；另一类是对腾退补偿诉求过高。

　　华康里9户没有腾退的居民中，有60岁的刘京芳。街坊都夸她善良：她在多个机构做志愿者，已累计志愿服务1600多小时。去年年底，腾退公告刚贴出，她帮着做前期入户调查，还把家里东西该扔的扔，该卖的卖，四处找箱子打包，就等着搬走。

　　但只高兴了一个月，刘京芳就失落了。她在日记上写道：“华康里腾退不等同于普通平房，大栅栏评估价每平方米30万元，为什么我们才9万元，这太不公平了。我们就一街之隔啊，居然差了21万元之多。”

　　负责华康里腾退的赵雁科说：“居民有时会把评估价和最终到手价混为一谈。从2006年开始我就在这片区域搞拆迁，所以对哪个项目都熟。居民提出来，我都能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证明，刘京芳所说的大栅栏项目每平方米30万元只是讹传，确切评估价是9.1万元，仅高出华康里1000元左右。

　　要想改善腾退居民住房条件，意味着货币补偿款至少够买一套安置房。刘京芳的家仅有8.5平方米，若按市场评估价计算，补偿款远低于一套安置房价格。西城区在政策设计时特意定出一条：建筑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按20平方米计算评估补偿。因此，算上房屋评估价值补偿、补助、奖励，刘京芳可获得约250万元，平均到8.5平方米，恰好每平方米约30万元。

　　误解又由此而生。有居民知道了刘京芳家“30万元一平方米”，就以此为标准，向政府要价。新的一轮解释又开始了。赵雁科说：“我们从来不谈平方米均价，我们只看政策。以前拆迁没有明细，执行时因人而异。现在政策设计越来越周全，执行越来越正规，每一分钱都有依据。”  

　　文物腾退部门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他们清楚，突破了一个人，就会突破一群人。孙劲松说：“经过实践检验，我们这套标准能够兼顾文物保护和民生改善。文物腾退政策被越来越多居民理解认可，奖励期内签约比例越来越高。”

　　(《解放日报》10.20 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