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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8年10月20日 星期六

    杨炯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 文摘报 》( 2018年10月20日   05 版)

      提及初唐四杰,杨炯常常是最不显眼的那一位,他没有王勃的少年得志,也没有卢照邻的千古名句,更没有骆宾王惊天动地的豪侠义气,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作品也只有《从军行》里的那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然而,就这样一个于初唐四杰中不显眼的诗人,却是个有故事的人。

        11岁给皇帝做顾问

      与大多数诗人一样,杨炯也有着神童的光环,据说其幼年就聪颖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五年(660年),那时的杨炯只有十一岁,就已经待制弘文馆。弘文馆来源于李世民时期,李世民重文,创办了一个国家级作家协会,也相当于国家级图书馆,召集了天下名士,其中就有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等大咖,后改名为弘文馆。而十一岁的杨炯就能被召集其中,据说当年的杨炯擅长于作散文,后又擅长于作诗。

      在他童年时期,所作的一些诗文就颇具刚健之风,杨炯虽出身于寒门,但诗文里却藏着傲骨,性气豪纵,轻视权贵。当年诗坛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宫廷诗风达到了鼎盛时期,讲究“六对”“八对”,过于重视诗歌的音律,忽略了“诗言志”的本质,很多文人跟风效仿。杨炯却不,他与上官体为首的宫廷诗派划分着鲜明的界限,他主要是以诗歌抒怀,以诗歌表达他的内心所想,情感真挚,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大唐的新诗风。

      而所谓“待制”弘文馆,就是等待诏命,每天轮值,随时做皇帝的顾问,后来人越来越多,“待制”也就变成了一个职称。

      初入弘文馆,杨炯没有任何想法,日子过得安逸且满足,而且一待就是十六年。

        中年的焦虑

      当“小杨”即将成为“老杨”,二十七岁的杨炯开始有些焦虑。年岁在增长,阅历与学识也在加深,他不再屈从于眼前的安逸,“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在心底日渐萌生。只是这时的杨炯早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机遇,古人寿命短,二十七岁,正是不上不下的年纪。在怀才不遇的焦虑中,杨炯写下了《青苔赋》与《幽兰赋》,表达了他入仕无门的郁愤与哀怨。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杨炯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很多诗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坐过,但这个职务大多是他们仕途的开始,抑或是升迁的一个跳板。而此时的杨炯已经年近三十,才获得了这么一个九品小官,他心里极其郁勃不平。

      终于在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的推荐,杨炯升职了,升为崇文馆学士。

      永淳元年(682年),杨炯再次升职,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杨炯从九品小官升为了正七品上,听着还不够高大上,但詹事司直这个职位很好,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杨炯一下子成为了走在领导身边的人,这意味着随时有可能青云直上。

      面对这样的一次仕途飞跃,杨炯郁郁不平的那颗心终于鲜活起来,其间创作了不少文章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著名的《庭菊赋》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而这篇名作是写给于杨炯有知遇之恩的薛元超,以赞美其高洁的品质。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或者说岁月静好之时,总会有一两个队友出现,一脚把你踹入现实的深渊。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的队友出场——伯父杨德干之子杨神让,这位队友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是亲属,受到了株连。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谪到四川梓州,担任司法参军,就这样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为武则天歌功颂德

      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其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很显然,这个官职不高,杨炯心中自然郁郁不平,但是却对武则天尽情颂扬。

      回到洛阳后,杨炯给武则天写了《老人星赋》《盂兰盆赋》等歌功颂德的辞赋,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生平景象,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尤其是《盂兰盆赋》,作于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同庆,此刻杨炯上前,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成为帝王的楷模。

      以职场的角度来看,杨炯成熟了。他学会了与大环境妥协,知道用自己的特长来讨取领导的欢心。可是这份成熟,有着太多的违心,有着太多的辛酸,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

      伯父与堂兄之死,被贬六年,这些悲与苦都被这个郁郁不平大半生的诗人给咽了下去,生生地写出了歌功颂德的辞赋……

        我便是杨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县令。

      县令官职不高,郁郁不平了一生的杨炯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释然,杨炯不再纠结于官职的高低,也不再纠缠于朝廷的纷争,那些都已经离他很远了。

      他现在所拥有的是盈川这片土地,还有这片土地里的百姓。最终,杨炯卒于任上,被百姓称为“杨盈川”。

      杨炯的大半生都在郁郁不平,也许在盈川的这片土地上,杨炯终于懂得所谓的建功立业,其实并不一定是要征战沙场,所谓的仕途顺畅,也并不是平步青云,或许百姓的拥戴给他的成就感胜于皇帝三言两语的赏识。

      他在盈川的一年,所有的郁郁不平都被埋在脚下的土地,生长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庄稼。

      那句“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不过是后人抓住当年的一句话作为笑谈罢了。如果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打开盛唐大门的一把钥匙,那么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盛唐大门打开后,所有书生学子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呐喊,这一声声的呐喊,唤醒了整个盛唐。

      (《北京青年报》10.15 金陵小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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