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卷烟厂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邓俊三来信,揭发该厂一些领导人将大量香烟白送人的问题,经本报向山西省委反映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当即作了批示,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今年五月,太原市委纪委派出调查组到该厂进行调查,从已查实的情况看,比揭发的情况还要严重,乱拿乱送的香烟,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有单据可查的,就达一万余条。此外,该厂管理混乱、党委组织生活不正常等情况,也相当严重。据记者了解,邓俊三致函本报反映厂里存在的问题后,个别领导同志确实持有不正确的态度。目前,该厂的问题,仍在调查中。
下面是邓俊三同志给本报编辑部的信:
几年来,我厂几个主要负责人究竟无偿拿走多少香烟,一时无法查清。仅据生产科和四车间(主要生产高级香烟)保存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三个人批的白条,拿走香烟五千余条,价值三万余元。
一九八○年四月,我厂以试制名义生产了六百多条烟,不入账,直接放在生产科,由厂的领导随便批条子白拿送人情。一九八○年初,轻工业部一位副局长在太原疗养时,仅七天的时间,有关领导就给他送了价值一百多元的香烟。
烟厂党委副书记杨甫弼的外甥女是烟厂门市部的售货员,在烟酒提价前,她从保管员那里以白条提走“五台山”牌过滤嘴香烟五箱,价值一千一百元,后来向她索要这一笔货款时,她却否认有此事。现在她开的收条还在保管员手里。杨甫弼不但不追查此事,反而把他外甥女调到烟厂附属的技校学习,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我厂还经常用香烟拉关系,低价换取高级毛料、军大衣和香油等物品;还偷漏国家税收十余万元;虚报产品质量,谎报消灭了三类品(把三类品谎报为一、二类),使得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和主任工程师都不敢在报表上签字。
此外,我厂党委的组织生活极不正常,长期不开党委会,一切重大事项全由三个主要领导人说了算。个别领导人得悉我揭发了他们的问题后,不是采取欢迎的态度,而是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对我进行挖苦、讽刺、谩骂,扬言“几个跳蚤掀不起被子”“告到省里、市里也告不倒!”等等,并以“诬告反坐”相威胁,给我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对于这类问题,也希望有关上级领导予以注意。
(原载《光明日报》1982.8.12 陈英茨 徐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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