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东交民巷

    1900年8月14日，从北京的外国使馆开始遭到拳民的攻击，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

    在那个世纪之交，虽然共有11个国家在北京设立了使馆，但为了从清廷的妥协中得到好处，各国之间斗争激烈，以至于外交官们花在监视他国的举动上的时间比花在对华事务上的还要多。

    事后看来，在1899年12月，一个年轻的传教士西德尼·布鲁克斯在山东被杀的事件已经明确地预兆了即将来临的灾难。在这位传教士死后的几个月里，外交官们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那儿接到了无数的警告，但只有一个有权威的外国人对这些警告采取了认真对待的态度，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北京代牧区主教樊国梁。1900年初几个月里再次发生的几起攻击外国人事件仍未能促使外交官们采取行动。到了4月，北京城里已经随时可见腰里束着红腰带、挎着刀的拳民们招摇过市。

    5月20日，即围攻开始前一个月，11名公使和樊国梁主教进行了正式的辩论，结果是将他的立即从天津调遣士兵入京的请求驳回。公使们认为他杞人忧天，不但不予以重视，反而决定再次对清廷施加压力，督促清廷来处理这些问题。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清廷显然不但没动手打压排外运动，还主动给予支持。

    由传教士发来的关于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报告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外交官也继续被吓得瑟瑟发抖。然后在6月9日，义和拳烧毁了赛马场——一个外国权势在北京的有力象征。这个事件，再加上蒙古将军董福祥和他凶狠的甘军在城中扎营这则令人不安的消息，终于令公使们认识到，是时候给各自政府发电报了。

    外交官们满心以为部队将在6月11日到达，于是派了数百辆带顶的轿子到车站迎接。但他们什么也没等到。几个小时之后，轿子回到了使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日本公使馆的杉山先生身着燕尾服，戴着礼帽，动身前往车站打探消息。车刚过中国城城门时便遭到了一名甘军的袭击，他被从车里拖出来，砍得身首分离。

    使馆被难民们挤了个水泄不通，电报线被剪断，完全得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所以使馆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联军已占领炮台。于是当各国公使在6月19日那天收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红色信封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意外。信封里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要求外交官员及其家属在次日4点准时离开北京，届时将有朝廷军队护送他们至港口。这则消息把公使们抛入了一个完全无法决断的境地。波莉·堪杜特·史密斯记录下了他们如何走来走去、紧张不安的景象。“从一个使馆到另一个使馆，争吵、说话——说个没完。”最后，他们通过投票决定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但弗朗西斯·普尔上尉觉得他们全都疯了：希望上帝保佑我们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家照顾好这些无助的妇女和儿童……我们不可能找到能护送1000人的交通工具，而在这样一个爆发动乱的国家，中国人的护卫在长80英里的路上将是无用的……我们必须留下，保卫使馆。

    冯·克林德也是个行动派。他受不了同僚们的摇摆不定，于是决定亲自去总理衙门等个说法。6月20日的早上，他带了一个翻译，还带了一本书去读（他估计这一去会等很长时间），然后坐上轿子就出发了。几分钟后，他死了——头部中弹。当人们得知杀他的人甚至不是拳民，而是一名清兵的时候，这起骇人的事件就显得更险恶了。这下，公使们的难题立刻就解决了。离开使馆无疑是不可能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好自己。

    当克林德被杀的时候，使馆区的人数已上升至约3500人。除了使馆里的外交官、银行家和海关服务人员，现在又多了传教士和他们的3000多名挤挤挨挨的中国信徒，还有受困的游客、工程师、旅馆老板、记者、学者，甚至还有几个中国女学生。大家很快就决定把妇女、儿童和平民安置在英国使馆大楼上——整个使馆区里面积最大、最方便保卫的建筑。虽然相对来说这里比较宽敞，但平时只住60个人，现在却得为1000个人提供庇护。如何安置那么多中国教徒的问题是由莫理循解决的。在他的劝说下，一位满族贵族把他的宅邸——肃王府捐献了出来。肃王府在保卫整个使馆区以及中国基督徒的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而为人所知。尽管中国教徒处在几乎饿死的情况下（外国人拒绝把口粮分给他们），他们依旧在恶劣的环境下不分昼夜地忙碌着，表现出了非凡的耐力。

    这里的妇女每天能缝出来数百个防御所需的沙袋。现在已经没人在意布料会不会太过贵重了，于是上好的丝绸、缎子和织锦都被用来做沙袋。大家最担心的是弹药的问题，而且每个使馆用的枪都分属不同类型，无法共用子弹。很快，他们就得把每一块能找到的金属——茶壶、烛台、锡盆、弹壳和任何一点儿零星废料熔化制成子弹。虽然弹药十分稀缺，但清洁的饮用水是足够的，仅在英国公使馆里就有好几口深水井。食物的贮藏量也相当大，专供外国人的话，无论如何都够了。在一个仓库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金矿——两百多吨将要运往紫禁城的麦子，另外还有大量谷物和大米。这份意外的收获还包括运送粮食的十五头骡子。这些骡子很快就变成了盘中餐。

    漫长的围困一天天地过去了，但各使馆之间的紧张局势却一点没有得到缓和。波莉发现，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团结，其中最激烈的对立矛头指向的是英国，“……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对英国公使担任了所有关键性的（原文如此）职位而不满。”她希望当美国秘书被任命为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后能起到安抚作用。

    “……因为民族主义一旦激化到极点，这片被围困的区域将会分裂成为欧洲人站在一边，英美两国在另一边——如果这样危险的军事分离成为了现实，只有上帝才知道所有人的末日来得会有多快。”

    实际上，英美两国在公开场合常把其他盟国叫作“青蛙仔”“酸菜佬”“面条脑袋”和“伏特加佬”。这种行为对改善国际关系可没什么帮助。

    （《消逝在东交民巷的那些日子》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 朱莉娅·博伊德著 向丽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