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拍“温顺”照片的农民摄影师

　　拍了40年农村，农民摄影师谢万清说自己只拍“温顺”的照片。

　　他拍陕西老家的春种秋收，也拍老人小孩。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山上放牛时拍的。40多年过去了，山里的泥墙变成了砖房，机械取代了耕牛，省亲的交通工具从毛驴变成了摩托车，又变成了小汽车……这位地道的农民把摄影当作农忙间隙的爱好，有意无意地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他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2015年，他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

　　两幅作品的其中一幅摄于1986年，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用力扯着前面的两头耕牛，这幅作品名为《征服》。另外一幅叫《朴实的爱》，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麦地里，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手托着烟袋锅，一手探出去给妻子擦汗。除了田间地头，过年和婚礼现场是他最钟爱的场景。他执拗地把镜头一次次对准火红的灯笼、层层叠叠的喜被和农民脸上拧出褶皱的笑。

　　谢万清在农村见过许多交通事故、葬礼或者封建迷信的场景，手指在快门键上停留了一会儿，终究没按下去。他觉得画面太残酷。“我喜欢温顺、温和、温情一点的”。

　　谢万清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给自己拍照，手把手教他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他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他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那会儿老谢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对于他这样一个农民来说，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他说。

　　为了攒钱，他主动报名去修水库。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怕耽误攒钱，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10年后，他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他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0元。回家后，父亲捧着相机似笑非笑，“你真买回个好东西”，随后将他痛打一顿。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村里的“主流”正在发生变化。判断标准从“家庭成分”渐渐成了“有没有钱”。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结果对方因为他没钱，不愿意跟他结婚。“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赚钱。”谢万清说。

　　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端着相机在庙会、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搭个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男女女设计动作，教他们翘起二郎腿，手里夹支烟，或者望向远方。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他还为《宝鸡日报》拍新闻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

　　村里没通电，他就用煤油灯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学试剂，在地上挖3个坑，铺上块塑料布，当作显影、定影和水洗的暗房。

　　他喜欢翻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他给记者看一本杂志，指着封面上自己的名字：“这杂志一般都是登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的，结果让我占了五六页。人家都说：老谢费地方！”家里的墙上张贴着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海报，片名就叫《老谢》。“我要是没拍出点啥，人家能来找我？”有报道说他是“中国最穷的摄影家”，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有人劝他“多经营自己”，照片被使用了记得要稿费。可他“一高兴又忘了”。

　　现在，谢万清依然爱拍过年、婚礼、社火。如今他的镜头里，满脸油彩的小孩把头凑在一起玩手机。新郎新娘穿着西装和婚纱，把粉色拱门立到了黄泥墙上。他不愿意展现农村的苦难和落后，因为“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

　　（《中国青年报》9.26 玄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