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笔者系北京三中66届初中毕业生，亲身经历了“文革”浩劫和知青运动，每每忆起，感慨万千。

    都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天真浪漫的城市青年。在想象中，内蒙古大草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大荒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亭亭玉立的白桦林。他们根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黄土坡，是暴风雪，是大荒漠。

    1968年12月，我们来到下乡插队的山西雁门关外的大同县。凛冽的寒风中，火车把我们几百个北京知青甩在了坑坑洼洼的大同火车站月台上。

    万万没有想到，曾是北魏都城的大同古城，竟然如此凋敝：残破的土城墙，没有城砖，没有城门，尚有日伪时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残留在城墙上。城里只有条不足千米的十字街，街道破烂不堪，街上车少人稀，偶有身披老羊皮袄的车倌赶着粪车穿城而过。

    冬季的雁北高原，寒风刺骨。我们要干的第一件农活是送粪。将牛棚中一层层的牛粪起出来，装车运到地里。牛粪冻得铁板似的，我们用镐刨，用锨铲，掺着粪渣的冰花不时溅到身上、脸上，但谁也不在乎。

    赶大车到城里拉粪是件很刺激的农活。清晨即起，装好几麻袋牲口草料，带足自己的口粮，从村里到大同有50多里地，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进城后先到定点的粪坑装满粪车，然后到我们村“驻大同办事处”——大车店，喂好牲口，自己再热热带来的干粮，喝两口凉水，饱了。晚上就住在大车店的火炕上，没有被褥，就拿草料袋子当铺盖。第二天一早，朦胧中套好牲口，又扬鞭催马回村了。坐在臭不可闻的粪车上，望着满天星斗，晃晃悠悠地摇呀摇，有时居然能睡着一小觉，很香。

    农活再苦再累还能忍受，就是填不饱肚子实在难熬。那时每天有个农民大爷给我们十几个知青做饭，开饭时，人不分男女，饭不分干稀，谁也不会让谁，抢过来塞进嘴里就是胜利。

    那时每顿饭吃四五个窝头是小饭量，女生一点不比男生少吃。记得有次村里让知青出民工修公路，那可是个累活，有位知青一顿饭吃了6个窝头，而且没有菜。回北京后，他曾一口气吃光了全家的两屉馒头，共12个。爸爸惊奇地看着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伤心地躲在屋角偷偷擦眼泪。另一位知青回家创造了吃129个饺子的最高纪录，至今说起来还得意得很。

    1969年7月，插队已8个月了，知青们筋疲力尽。大家天天盼下雨，下雨可以不出工，在屋里学语录，抽旱烟，聊大天。

    有一天，天黑沉沉的，大雨倾盆，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我提议，1963年北京下了一场雨，一下就是十几天，这次的雨很像那年，可能也要连下十几天，我们不如偷偷回北京几天，谁也不会知道。

    提议很快得到一致的赞同。下午2点，我们一伙8人披着雨衣，戴着草帽，分散着出了村，踏着泥泞的土地，淋得浑身湿透，走5里地到公社，用了一个多小时，再搭汽车到大同，花5分钱买张站台票，当夜登上了大同到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

    当时没有电视，更没有全国的天气预报，电话还是手摇的。也不知大同下雨不下雨。在北京住了一周后，几个人灰溜溜地回了村。

    老乡说，那雨就下了一天多，第二天就艳阳高照了，出工咋不见知青了？贫协主席、大队书记给我们开了两天会，我们对照最高指示，狠斗私字，深挖根源，将自己臭骂了一顿，偷跑的事总算画了个句号。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5期 田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