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逃官员的归途

    2018年8月23日下午2点57分，加拿大航空的AC11次航班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停机坪上，一群身着公安制服的办案人员已静候多时，他们在等一名叫吴青的乘客。

 

    从现场拍摄的电视画面中能看到，飞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那架客机停稳后，办案人员走上机舱，将吴青从座位上架起，等其他乘客离机，才将他从舷梯上缓步带下。

 

    走进休息室，办案人员向吴青宣读了拘留通知书。签字、按手印后，吴青被带上一辆中巴车，全程用时不到5分钟，53岁的吴青就此结束了近5年的外逃生涯。

 

    就在吴青回国的当日，他所乘坐的客机还在太平洋上空穿云破雾时，成立5个月的国家监察委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公开发布了《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这是国家监察委成立后，首次发布“敦促投案公告”。

 

    数小时后，吴青落地。中纪委网站称，这是“敦促投案公告”后，首名投案的外逃人员，也是中央追逃办对外公布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之后，第3名到案的外逃人员。

 

    妻儿都去了加拿大

 

    面庞清瘦、外表斯文的吴青，投案自首一周后已被取保候审，不愿多聊在国外的经历。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吴青决定回国投案后，国内追逃人员曾与他电话沟通，想去加拿大跟他面谈，后因国内的签证没有办下来，又协商前往第三国见面，商议一些归案细节。最终吴青决定直接只身回国，不用追逃人员去接，他认为“漂在异乡，就失去了解释的机会”。

 

    这位“态度积极”的外逃者到案后，办案人员没有给他加戴戒具，押送时工作人员也不露厉色。

 

    生于1965年的吴青，曾是一名乡镇中学老师。上世纪90年代初，被调到淮安市棉麻公司，迎来了一次命运的转折。

 

    设有棉麻公司，但淮安却多年不产棉花，采购多从新疆、安徽等地调拨。抓住当地这一短板，吴青依托一位在新疆掌管棉花生产的亲戚，给淮安在调拨时提供方便，加上自己脑子活、肯吃苦，很快就在公司里崭露头角，被提拔为董事长助理。

 

    回忆起那几年的吴青，现任淮安棉麻有限公司董事张业森说，“不管在客户还是同事那里，他都有口皆碑。”

 

    但好景不长，吴青进入棉麻公司时，时代已进入计划经济的尾声，管理相对保守的国营棉麻企业纷纷遭遇困境，淮安市棉麻公司一样未能逃脱。

 

    公司决定顺势而为，进行股份制改革。在新成立的股东大会上，几十名员工将吴青选为董事长。“员工觉着他有能力，能将企业带出泥潭。”张业森说。

 

    2013年3月，企业在资金贷款等方面身陷危机，几笔付给供应商的预付款未能及时回账，企业经营陷入停滞。“当时别说工资了，就连生活费都发不出。”董事张业森说，部分性急的员工将吴青堵在办公室，言语相向，讨要说法。

 

    受企业欠债的牵连，董事会成员也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平日里开朗豁达的吴青顿时变得愁容难消，重压之下，他萌生退意，主动向董事会提出了辞呈。

 

    新任董事长仲其国提出了想做职务交接审计的想法，提议获得了包括吴青在内的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

 

    第三方审计报告出炉后，公司多年来隐藏的账目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漏洞和问题很多，难以回避，不过审计结果并未将矛头指向吴青，大家更愿意相信问题出在了其他地方。”仲其国说当时吴青支持公司报案的举动，以及不避嫌的态度令他费解至今。

 

    随后几个月，已无具体职务的吴青依然天天到公司“点卯”，说笑如常。

 

    2013年11月上旬，同事们发现吴青不去公司了，电话也联系不上，大家纷纷猜测他的去向。起初有人说他去了加拿大，探望在那边的一双儿女，“这也合常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仲其国说。

 

    没过多久，公司两名财务人员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并被处以行政拘留，外面传言两人被调查时将一些涉案问题推向了吴青。联想到吴青妻子也去了加拿大，棉麻公司的同事们才似梦方醒。

 

    2014年初，相关部门发布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名单，吴青在列。

 

    海外生存空间逼仄

 

    吴青是2013年11月7日，从上海乘机逃往加拿大的。抵达蒙特利尔时，正下着一场大雪。

 

    投案自首后的吴青说，他出国后过了一段最为平静的日子。可没过多久，他便遇到两个难题——语言不通和经济来源不足。

 

    外逃五年，吴青很难觅得合适工作，据知情人士了解，他最好时也只是找到了一份零工来贴补家用。

 

    吴青外逃期间，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在国内热播，剧中副市长丁义珍潜逃美国时的窘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原型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曾在2014年底回国投案，当时正值中央追逃办首次发布《敦促投案公告》后不久。面对《中国纪检监察》记者，王国强说他在美国的两年半是人生中的一段噩梦，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白天从不敢出门，果腹靠清水面包，运动凭屋内踱步。

 

    中部某省追逃办工作人员刘斌（化名）曾参与过多起追逃追赃案件，他告诉记者，从已回国的大多数外逃人员的所述中可知，这些人在境外的生活并不安逸，也不奢靡，更多的人是处于一种心无安处、身无定所的状态。

 

    “并非每个人出去前都能带足赃款，更多人是在毫无准备中出逃的。”刘斌说，即使那些早早布局把赃款转出境外的人，同样得低调行事，因为一旦涉嫌洗钱等罪名被外国政府盯上，就有可能引火烧身。“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在追逃工作中，我们会先去设法斩断外逃人员资金联系的原因。”

 

    被劝返：推开希望之门

 

    海外不是避罪天堂。逃了5年，吴青的境况越发窘迫。知情人士说，2017年底，一条偶然冲进他手机的微信，是他开始考虑回国的促成因素。

 

    发微信者希望能了解到他在国外的近况。看到信息时，吴青有点紧张，因为一到加拿大他就更换了联系方式，国内鲜有人知。说了几句话之后，发信的陌生人道明来意，希望吴青能先在不设目的的前提下随便聊一聊。

 

    随后长达半年多的反复沟通中，吴青感受到对方好像没有什么恶意，他开始考虑自己除了外逃，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微信发自淮安市清江浦区公安分局的一名警察。吴青外逃后，这名警察多年来设法沟通，四处联系，最后通过吴青在新疆的亲戚找到了他的微信号。

 

    区公安分局与吴青沟通期间，还多次派人登门探望依然生活在淮安的吴青家属，通过与吴青哥哥和母亲多次沟通后，两位亲人也同意协助警方来规劝仍在海外的吴青。劝返之于吴青，则是“忽然间给他推开了希望之门”。

 

    被贴上了“公告发布后投案第一人”的标签，吴青对此的看法是，无论是第几个，他都已经回来了，眼下让他更为关心的是，主动投案能否带来刑事审判时的宽待。

 

    类似于他的这一担忧，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山早有关注，并撰文指出，“有回头的利益才有回头的意愿，有回头之后的积极效果才能确证回头的理智。”

 

    2017年5月10日，中央追逃办曾对外集中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工作进展情况，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吴青们的顾虑。

 

    当时，“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0人。已作出判决的15人中，通过引渡或遣返回国的8名嫌疑人所获刑期均长于投案自首者，且无一人被适用缓刑，而经劝返选择回国的均依法获得了从轻处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大多执行缓刑。其中被劝返回国的“百名红通人员”张大伟，因在调查期间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经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罚。

 

    中纪委网站关于吴青回国的报道显示，他在投案时已积极退赃，给自己争取宽大处理加了一块砝码。

 

    (《南方周末》9.20 许一航 武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