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中秋节
民国时期很短,政权更迭却很频繁,几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会影响到社会习俗。咱就拿中秋节来说吧,它是传统节日,固定在八月十五,可是一到民国,时间就改了,从八月十五改成了其他日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方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政府,北方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在历法改革上都举双手赞成,都希望彻底废除传统的农历,推行与世界接轨的公历。
问题是,所有传统节日都建立在农历的基础上,都是用农历日期来标记的,例如春节在正月初一,端午在五月初五,七夕在七月初七,中秋在八月十五,重阳在九月初九……假如把农历扔掉,我们的传统节日何去何从?假如保留传统节日,又怎么能彻底废除农历呢?
南北政府达成的协议是,将传统节日统统改成公历日期。也就是说,春节改到1月1日,端午改到5月5日,七夕改到7月7日,中秋改到8月15日,重阳改到9月9日。农历的大年初一不许再过年,农历的五月初五不许过端午,农历的八月十五不许过中秋,这些改革从1912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并由各部委各高校带头执行。
假如我们回到民国初年的北京、广州或上海,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秋天还没到,天气还很炎热,人们就在庆祝中秋了。鲁迅在北洋政府麾下的教育部做过官,1913年8月15日,他放了半天中秋假,但那天明明不是中秋,而是农历七月十四。1914年8月15日,清华园的学生举办“中秋游园会”,那天当然也不是中秋,而是农历六月二十四。
中秋要拜月,要赏月,但是在民国初年过中秋节,你很难有机会拜月和赏月,因为公历与月相无关,公历的8月15日不一定有月亮。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自从民国政府宣布“废除旧历”那天起,民间就一直阳奉阴违,学界也一直表示抗议。废除旧历的政策推行没多久,很快就破产了,留下来的影响就是新历与旧历并存,公历与农历并重,官方记事用公历,民间过节用农历,两套历法并行不悖,到今天也是如此。
月饼的历史
根据民间传说,月饼是元末明初时发明的:老百姓受不了元朝统治者的野蛮统治,策动者用浑圆如满月的馅饼做信物,馅饼里暗藏“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纸条,分送各家各户,相约在中秋那天起兵抗元。后来,明朝建立了,月饼也就作为胜利的见证被传下来了。这个传说妇孺皆知,但不见于史籍,未知真伪。不过按照史料与古典文学中显示的迹象,中秋吃月饼的习俗确实是从明朝才流行起来的。
民国距离明朝好几百年,在这几百年当中,中秋的地位越来越高。
第一,它被农民当成上半年劳作的句号,趁着过中秋,敞开了休息一阵子,下半年接着忙。
第二,它被商家当成前半个财务年的句号,赶在中秋之前,该收的账要收回来,该还的账要还回去,该辞退的伙计要让他滚。
第三,它还是房东调整租金的好时机,前半年租金想涨,照惯例却不能涨,只有到了中秋节,才好意思提着一盒月饼通知租户:“咱们的行市该涨涨了,愿意租就租,不愿租就搬。”
第四,就连物价也要跟着中秋的屁股走。1942年10月5日,费孝通先生总结过一个规律:“最近七八年来,每过一个中秋节,物价都要跳上去,这原是意料中事。却不想今年跳得这样快,物价乘中秋之际再度飞涨,犹如猛虎出笼,不可控制。”
南北月饼之争
1936年中秋节,广州尚未遭受日军轰炸,普通椰蓉月饼三两一个,售价0.15元(法币);1939年中秋节,广州已经沦陷,普通椰蓉月饼二两一个,售价0.7元(法币);1946年中秋节,广州已经光复,普通椰蓉月饼五两一个,售价45元(法币);1947年中秋节,同样的月饼卖到2000元,还是法币;1948年中秋节,用法币买月饼的话,个头最小、用料最差的月饼,最便宜也要160万元!
《中央日报周刊》还登载过一篇《月饼的派别》,叙述民国时期苏式月饼与广式月饼之争。
这篇文章大意是说,苏式月饼小巧精致,一个个像茶杯口那么大;广式月饼相对厚重,小的重三两,大的重五两,更有超级庞大的“七星伴月大礼饼”,两个壮汉才能搬动。苏式月饼喜欢用酥皮,馅料则比较单一,不是玫瑰馅儿就是冬瓜馅儿,不是火腿馅儿就是豆沙馅儿;广式月饼喜欢用冰皮,馅料丰富,什么都敢往月饼里放,包括海鲜。
这篇文章又说,苏式月饼本来包打天下,无论在江南本土还是在北国京城,都能见到苏式月饼的身影。可是辛亥立国之后,广式月饼随着广东政要的步伐走向全国,渐有取代苏式月饼之势,就连在苏式月饼的老根据地江南一带,也比苏式月饼卖得俏。
该文作者可能是江南人,从小吃惯了苏式月饼,对广式月饼颇有微词。他讽刺广式月饼道:“广东月饼重的有五两,轻的有三两,气魄雄厚,外皮做健康色,望之很严重,使你仿佛看到南国海滨的武士,巍巍然有不可侵犯的神气。但是内容繁杂,乱七八糟,一口咬下去,有不知何味之感。”
(《羊城晚报》9.15 李开周)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