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余到职业

    改革开放的潮流把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改革”成了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试图推动变革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1978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天，云低气晦，太阳无力但有些温度，我张望着走进西北大学，见到很多“来路非常奇怪”的同学，我有些紧张，有些新奇，也有些期待。

    开学后，我听到许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见到了之前听说但被认为是腐朽堕落甚至是不耻的事情，比如学校里竟然不放革命歌曲，开始放软软绵绵的港台歌曲，我看到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学们在简陋的食堂里兴奋地跳着交际舞。这种情景似乎缺少了革命时代雄赳赳、气昂昂的激情。

    到了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在西安遥望北京。感觉人们的胆子似乎变大了，对过去的痛苦有了更多检讨，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伤痕》《班主任》，话剧《于无声处》。这一系列作品检讨了此前“文革”十年的荒诞日子里因为政治斗争发生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折磨，重新把社会政治斗争使人性扭曲和对心灵的戕害等苦难生活的记忆倾泄出来。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解冻时期”，而这时的“解冻文学”就叫“伤痕文学”。

    学校公示栏里出现了很多从北京传来的诗歌，我知道了北岛，知道了《回答》，也被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触动，潜意识里想把旧时代钉在悲剧和耻辱上面。星星画派和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觉醒，我看到王广义、方力钧等画家的作品，这些都让我们思考，过去的时代到底把我们钉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同学们变得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一批的小团体。中文系办了文学刊物《希望》，我所在的经济系也印刻了一本小杂志，叫做《经济初学》。武大、北大等高校的经济系，都开始通过刊物交流起关于经济发展的想法。

    大学的日子很快在检讨过去、徘徊今天、追求希望中结束了。突然出现农村改革的呼声，我从党校研究生毕业后，就主动要求带职下放，到最底层的生活当中去体验。我到了武汉搪瓷工厂做党办的副主任，之后又进武汉市经委。

    从工厂到经委，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研究改革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工厂里到底是书记说了算还是厂长说了算。工厂书记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干部，她见我读书看报，每次讨论事情时总是跟我说：“不读书，不看报，照样作报告。”她每次报告只要念几个经典的教条，就可以当好这个书记。而厂长是个实干型的技术干部，他总跟我讲，“事儿（产品）要做实做透，要学会算账”。纠结中，我如饥似渴地捧读《走向未来》，我一下子顿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背景。

    1991年，我和刘军、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六个人先后聚到一起，创办了“农高投”。我们四处借钱，努力地发展事业，但仍然有很多缺失和迷茫的地方，比如我们不清楚六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江湖关系，还是一种金钱关系。我们经常拿历史故事互相说服，再建立我们的合作模式，比如三国、水浒、太平天国，电影《上海滩》的故事等等。这种方式的确有效，但很辛苦。

    1993年，好友杨小凯从澳洲回来。他非常诚恳地问我，“听说你们在做公司，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他说：“这很奇怪，中国都没有《公司法》，怎么做公司呢？你们几个人之间怎么签的合同呢？做公司都是有一套章法的，你们什么都没有，公司怎么办呢？”在小凯走后不久，国家体改委先是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试行条例》，接着又有了《股份有限公司试行条例》，再之后才真正有了《公司法》。

    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奥运会赛场，要想达到奥运会比赛要求，就必须得设定一套赛场管理规则。有了这套规则，我们才能从草莽的业余选手逐渐变成职业选手，这个职业选手就叫企业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5年，我和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都经历了从业余变成职业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9.10 冯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