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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萧红独自一人，历尽千辛万苦，抵达重庆。
对于萧红来说，这一年非同寻常。2月，已怀有身孕的她与萧军激烈争吵。4月，两人在山西临汾正式分手。5月，她与端木蕻良在武汉闪电结婚。8月，武汉战事紧张，她让端木蕻良先行撤往重庆。9月中旬，她拖着沉重的身子，乘船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萧红一生漂泊。她也许不会想到，重庆是她落脚的最后一个内地城市。战时重庆物资匮乏、住房紧张，萧红能在此安身写作，与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有关。1938年2月，复旦从重庆菜园坝迁至北碚黄桷树镇。萧红抵渝后，有一半时间住在黄桷树，她与复旦师生相遇、相知，留下的足迹和话题耐人寻味。
在重庆，萧红遇到的关键复旦人是孙寒冰。1938年夏，孙寒冰从香港抵达重庆，不久后出任复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是中国第一本《文摘》杂志的创办人，《文摘》因首次译载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轰动海内外。1940年5月27日，日本军机轰炸北碚，孙寒冰不幸罹难。
1938年8月，端木蕻良先期撤到重庆时，一无所有。他通过复旦文摘社编辑贾开基，寻求孙寒冰帮助。孙寒冰为人热情，见端木生活窘迫，立即让他住进《文摘》门市部的单身职工宿舍。考虑到端木的生计，孙寒冰又与复旦新闻系主任程沧波商量，让他担任兼职教授，每月有几十元课时费，这在当时属于中上等收入。后来，还安排他编辑《文摘战时旬刊》。
端木蕻良安顿下来后，即给萧红写信，嘱她尽快前来。萧红到来后，因临近产期，先到好友白朗位于江津的家中待产，后产下一男婴夭折，于11月返回重庆，随端木迁到歌乐山招待所居住。那些日子，端木每天上午从歌乐山到北碚黄桷树镇上课，然后再去沙坪坝编辑《文摘战时旬刊》。黄桷树位于嘉陵江北岸，离市区百余里，他来回奔波，疲惫不堪。端木只得又去找孙寒冰，商量能否找一处离复旦较近的房子。很快，孙寒冰在黄桷树复旦苗圃找到了空房。
1939年5月，萧红和端木蕻良搬进了复旦苗圃新居。不久，孙寒冰和贾开基前来新居探望——这一次，孙寒冰盛邀萧红也到复旦任教，兼一两节文学课。原以为萧红会欣然同意，没想到她却连连摇头，一口回绝，搞得孙寒冰好不尴尬。孙寒冰他们走后，萧红向端木解释：“教书必得备课，还得把讲义编好，要吸收的和要说出的，和写小说、散文可不一样，讲课日久天长，就会变成一个学究，要搞创作也可能只会写教授小说了。”
萧红的直率和任性，孙寒冰应该不会在意，他一向热情待人。
1939年底，萧红决定和端木蕻良前往香港，因行程紧张，行前很少有人知道，但端木却告诉了孙寒冰。孙寒冰听后很支持，对他说，复旦在香港办有大时代书局，他们到那里可以住在书局楼上。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飞抵香港，即住进了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一间住房，据说这是孙寒冰曾经租住过的……冥冥之中，孙寒冰似乎一直是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在萧红遇到的复旦教授中，让她有点尴尬的是胡风先生。胡风是萧红和萧军的老友，早在1935年初，经鲁迅先生介绍，他们就已相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还是胡风拟的书名。1937年在武汉，胡风和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还一起合办《七月》杂志，关系热络。然而，到了重庆，萧红先是对胡风敬而远之，最后索性避而不见了。
北碚复旦曾先后聚集过一大批“作家教授”，除端木蕻良、胡风外，还有马宗融、方令孺、梁实秋、洪深、曹禺和梁宗岱等，靳以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靳以早在上海就认识萧红和萧军，有一次他发现萧红眼睛青肿，萧红掩饰说：“昨天跌伤了！”没想到，一旁的萧军却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靳以《悼萧红》）这一幕，让向来尊重女性、具有正义感的靳以一直耿耿于怀。
1940年1月，萧红不告而别，与端木蕻良匆匆飞往香港。事后靳以知道了，非常惊讶和不满。他对胡风的妻子梅志说：“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梅志感叹道：“在这点上他感到伤心，并为萧红担心：‘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
在北碚复旦，除了遇见不少教授外，萧红也时常与学生接触。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是从东北流亡到重庆的。作为同是一路漂泊、有家不能归的东北人，萧红对他们充满同情。
（《解放日报》7.26 读史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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