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要有自己文明的大厦

    2018年9月7日，新中国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因病逝世，享年77岁。他曾被国内外音乐界誉为“杰出的音乐表演大师”“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中国的梅纽因”。我们想从他幼年学琴，到巅峰时诠释《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再到他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种种，深切缅怀这位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音乐家。

    盛中国出生于音乐家庭，父亲盛雪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教授，母亲朱冰是女高音歌唱家。盛中国说：“我的胎教就是我爸爸练琴。”他刚走出襁褓，就能手拿两支筷子模仿父亲做拉琴状，嘴中竟能哼出父亲练习的曲调，连父亲拉琴的神态也模仿得惟妙惟肖。于是，这极滑稽又显露天赋的一幕——把小盛放在桌子上表演“筷子拉琴”，成了这家人每逢来客时的保留节目。

    战乱年代，境况艰难。朱冰不愿让儿子一直以筷子作琴，便用柴火、纳鞋底的麻绳为他做了一把沾着血迹的“小提琴”——出身殷实家庭的母亲此前从未做过这样的粗活，经常把手割破。虽是“哑琴”，却是幼年盛中国最爱的玩具。

    母亲慈爱父亲严格。冬天盛中国的小手冻得通红，甚至无法自如演奏，父亲不允许休息，母亲就为儿子织了一副只露出指尖的毛线手套。夏天蚊虫叮咬难耐，母亲便找来像草绳一样的土制蚊香，让儿子站在蚊香围成的圈儿里拉琴；这种蚊香对父亲来说则是计时器，什么时候整根的蚊香燃尽了，盛中国才能“下课”。日夜与琴为伴，他从小感觉到“手里的琴是有生命的，它最理解我，也最懂我”。

    中央芭蕾舞团乐队首席郑凯林回忆说：“我195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盛中国比我高两班，同学们聚在一起找他拉琴。盛中国问：‘你们想听什么曲子？’我们说：‘要听帕格尼尼随想曲’。因为那是最难的。盛中国接着问：‘听哪一首？’我们点哪一首他就给我们拉哪一首。现在回想起来，别说20世纪50年代了，就是放到现在，有几个学生能在初三时具备那样的能力？”

    而在同学们印象中，盛中国是“白专道路”的代表。1960年，盛中国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尖子生，保送到苏联留学，进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著名小提琴大师列·柯岗。1964年，盛中国从苏联回国，直接进中央乐团参加工作。同学李妲娜回忆，起初，同学们认为盛中国虽然技术上很棒，但是音乐不太感动人。尤其是在“民族化”运动中，盛中国很少拉中国作品。但也有同学说：他在苏联，怎么可以要求他拉中国作品？

    后来大家发现，在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后，盛中国拉的作品开始有了中国味道！

    “文革”期间，盛中国来到五七干校，从拨拉乐器变成侍弄庄稼。他每天要挑60担水，还需从别处运来大粪施肥。干完活后，其他人在床上休息时，盛中国则带着琴，到后山果园里练习。回家路上能捡些熟透的果子，晚饭时夹在馒头里吃，便让他觉得“很愉快”。

    去果园练琴，在晚上看一段“成语故事”，拿起笔写字，盛中国觉得自己“是在和他们抗争”，“那个时期是我活得最张狂的时候。你们不承认我，我承认我自己”。

    这段艰苦岁月也让他思想情感有了巨大转变。以前，盛中国因才华总能受到“优待”——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他可以得到每天一磅（约450克）牛奶的补助；莫斯科留学期间，他也比其他人每天多10卢布的补贴。做了几年“农民”后，盛中国的这种“优越感”消失了。他说：“如果没有经历那种苦难，我是不会有那个立场的……觉得心里头有东西了，懂得自己几斤几两了，也懂得对周围的人心怀感恩了。”

    有一次，盛中国在广州举办演奏会，主办方专门派了一位厨师为他准备夜宵。老厨师做饭时对他说：“我听说你的琴拉得特别好，可惜你演出时我没机会去听。”盛中国一听，马上说：“那你等一下。”便转身回房间拿来小提琴。老厨师觉得一位大师级人物专门为自己一个人拉琴，有些不安。盛中国对他说：“你让我的味觉得到满足，我让你的听觉得到享受。你喜欢听我就很高兴了。”

    盛中国深谙美育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始终坚持用手中的琴为社会大众践行美育的责任。他曾表示，希望用手上的琴塑造一代“有品位、有道德底线的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真正的艺术家，能够帮助人们拨动内心那根天使琴弦”。他也用农民播种来比喻传播音乐的意义：“我开这么多音乐会，定位很明确——不是娱乐的，完全是文化的。从我的手指中流出的每一个音符，像一粒种子一样播撒到听众的心田中去。一种什么种子呢？崇尚美的种子，崇尚和谐的种子，崇尚善的种子。音乐就像一枚种子，只要能种入听众的心田中，就能生根发芽。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传统音乐，是我分别给听众的两粒种子。”

    作为文艺工作者，需要有塑造社会精神的自觉，应当对自己产出的文艺作品负责。即使年过七旬，盛中国每年仍然有几百场演出，他所想的，是塑造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精神大厦，“一个国家不能仅有一个经济大厦，还应该有一个精神大厦，一个文明的大厦，这是相辅相成的”。国外把什么定位在“文化层面”、什么定位在“娱乐层面”这两大类分得很清。定位在“文化层面”的艺术，国家给予扶持；定位在“娱乐层面”的艺术，国家抽以重税，利用税收这个杠杆来体现国家重视什么、扶持什么。这对我们今天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综合《光明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9.9、10 郭超 刘红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