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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8年09月15日 星期六

    20岁拿起惊堂木,三尺台前说三国话隋唐,一讲就是64年。

    单田芳驾鹤西去 “下回分解”成追忆

    《 文摘报 》( 2018年09月15日   01 版)

        9月11日下午3点30分,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心脏衰竭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

     

        2011年年初他曾出版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他总结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字:熬。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曾想当医生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种氛围的熏陶。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他们每次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就叫我做记录,像《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杨和兵》《三侠五义》等书,我都做过详细记录,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但满肚子都是书。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经成小红人了。

     

        44岁重返舞台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儿里高兴。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我就跑了。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会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在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钱,就能买粮吃。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满嘴都是假牙

     

        因为落实政策的事,一直迟迟不能解决。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问题,几乎说不出话来,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后来动了三次手术,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文革”的时候,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戴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刚合适了,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

     

        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上牙龈肿了,还化了脓,长了好几个脓包,不敢吃饭,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

     

        在自家录书

     

        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风,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二来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

     

        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风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最崇拜英雄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新京报》9.12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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