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

    浙江大学的校史里，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军西征”是最出彩的一章，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那段经历都称之为“逃难”。我年少时经常听家人讲起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抗战期间，国立大学发放工资基本正常，但是通货膨胀率高，我家收入恐怕不敷销支。浙大还为年资较长的员工发放过补助，比如竺可桢1943年12月11日记载：“今日确定长年在浙大工作职员奖助金名单，三十年以上者为陆缵何、叶筠二人……”

    浙大教职员工逃难时利用边边角角的闲地种植蔬菜，也是自力更生。钱宝琮1940年作《吃饭难》，开头四句道出各家各户的艰窘：“黔南物力艰，生计慎挥霍。迩来困征输，物价尤腾跃。”苏步青在湄潭住朝贺寺，听祖父说，他孩子多，偶尔要向校财务室借钱。但是他也争气，与日本夫人垦殖自助，有诗为证：“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苏步青《五律·夏日遣怀》）王淦昌夫人在湄潭的家庭副业竟是牧羊。

    我印象中我家楼房前后有小块菜地，母亲当年很可能种过菜，不然五十年代她在建德村东边“城墙”（城砖一无所存，实为小土山）上种植南瓜、冬瓜等蔬菜，怎么像是开荒老手呢？

    母亲曾说，她在1939年春生大哥之前还怀过一个男孩，逃难路上流产了。推算起来，这个不幸事件大概发生在江西泰和。逃难对母亲来说是特别难的，新婚燕尔就要离乡漂泊，她舍不得把自己的嫁妆留在杭州，居然拖着她的八只皮箱（六大二小）走上内迁之路，浙大校方对她、对我家是极其宽容了。浙大在吉安、泰和办学半年多，继续西迁，在过赣江的时候，水流湍急，船少人多，众人又担心日军来袭，都想尽早平安抵达赣江西岸。逃命要紧，母亲被迫扔弃嫁妆里的六只大皮箱，随身留两只小皮箱。不知皮箱是扔入江水之中，还是遗留在江东。如系后者，它们对江边的居民不是无用之物。人能够活下来就好，那些财物，即使满载难以言表的感情价值，也得割舍、抛弃。母亲还在江西境内路遇强盗。有一天她坐在车上，有人猛地跳上车来抢了她的手包就跑。发国难财的人，浙大师生没有少见，比如丰子恺就在宜山被一个司机骗了一百元定金。1939年2月5日日机轰炸广西宜山，浙大学生四处躲避，很多人衣物遭劫，这是校史里记载的。

    或者，母亲不如将六大箱嫁妆留在杭州，请人代管，好歹多一条生路。不过匆匆迁徙的浙大教职工和家属，未必抱有数年之后必回旧地的信心。祖父和父亲1937年11月决定服从浙大指挥，弃家而走，也面临很难的抉择。他们面对家里各种如同自己一部分的器物，带，还是不带，这是一个难题。结果他们托人照管所有藏书和家具。光复后我家回到杭州，家具一无所余，书倒是没怎么丢失。在杭州沦陷之际，所托之人大概以为浙大以及家具的主人有去无回了，自称为生计所迫，把家具一件件卖了，换点饭钱。他说出很多理由，祖父和父亲听着也难为情，连连道谢。

    西迁的那些年头，浙大师生不断增多，1946年5月浙大师生分批从遵义开拔，浩浩荡荡东归，学生已多达2171人（离杭前学生仅633人，随校西迁的有460人），家属的队伍更加庞大，仅我家就增添了三位小成员。

    为了浙大回迁，政府调动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各种国家资源。大哥回忆，抗战胜利时他已六岁，跟着大人庆祝，但是何时能回杭州，还要听候统一调度。浙大全校师生耐心等待，似未传出“论资格我应该先走”之类的丑闻。我家终于轮到了，先往西，从永兴过湄潭，再去遵义。那条公路是竺可桢几年前决定浙大搬迁湄潭后政府拨款修筑的。对回迁贡献最大的是国军运输车队。现在浙大叙述“文军西征”，很少在尾声上落墨。这些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军人司机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文汇报》9.4 陆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