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

    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发出的是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以《班主任》为开端的一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编者

    ■刘先琴

    《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那是文学刚刚经历了冬天，即将进入春天的解冻时期。

    每天都在等连载

    《班主任》这篇小说，如春雨洒在冰封的土地，更像春雷唤醒蛰伏的压抑，激发出人们空前的阅读热情。为了满足需求，当时种类不多的报纸纷纷进行了连载。在一些机关学校，收发室门口常常能看到一些人群，热切地等待投递员的到来。十几个人争相围看一张报纸，食堂宿舍里议论那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猜测下一集他会和师生们发生怎样的冲突，一时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

    “社会轰动和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本源在于文学由此开始回归本质。”郑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单占生这样认为。

    《班主任》出现以前，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沉浸在保守和极“左”文学环境中，还有一部分人期待着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新的文学主题和文学人物出现。那时，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文学的指导思想，一部分觉醒较早的作家开始思考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路径。恰在此时，《班主任》发表了。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学校教育和师生关系。它在塑造了有良好教育方法、讲真话的新型老师张俊石和好学生谢惠敏的同时，还讲述了“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的故事，而恰恰是这个人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极大的轰动。由此，人们突然发现，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矛盾，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用来传达某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更是让我们直面社会现实、人性复杂性的一种存在。无论从传统的角度，还是新观念的角度，这都让大家异常兴奋。兴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怎么会写一个“坏学生”，并且写的如此生动？二是将人性的复杂性描写得如此活泼，启发思想解放中的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性。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他各个方面都需要改革、需要开放，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班主任》这篇小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国家民族发展的心声和向往。后来陆续出现的卢新华的《伤痕》、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都印证了《班主任》发出的信号，一起引领着文学本质的回归。这些作品让读者看到生活不仅仅是鲜花、阳光，还有阴雨和其他，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不能用理想化的模式编造。多年被高大上、假大空作品所灌输的读者，第一次看到文学本真的样子，自然如饮清泉，如沐春风。

    意义和影响不止在文学领域

    《班主任》发表时，粉碎“四人帮”虽已一年有余，但“两个凡是”的信条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在一年之后才召开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和社会背景下，就会清楚看到，这部作品不仅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全社会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何弘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依然激动不已，他说：“十年‘文革’，我们的文学观念、思想观念极度僵化，严重地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班主任》大胆揭露、深刻控诉了极‘左’思潮对一代人的精神伤害，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

    何弘认为，《班主任》扭转了以往僵化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启蒙意义。由《班主任》等作品肇始，中国当代文学开创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新时期。此一时期，我们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成果，大胆创新，锐意开拓，文学创作不管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讲，都达到一个新高度。

    可以说，《班主任》发出的是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先声。回顾当时的情形，我们更加坚信文学在人民精神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和巨大影响。以《班主任》为开端的一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今天，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4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其中有着文学的肇始推动之功。

    “好的作品历久弥新。40年过去了，小说里面提到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旧具有现实意义，依然发人深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朱丹说，当年还是师院学生的他如饥似渴连读两遍《班主任》，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影响着后来数十年的教育生涯。

    学校教育的使命是什么？朱丹认为，小说中两位老师张俊石和尹达磊代表的两种观点，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学校是搞教育还是搞教学？现在的学校和当时相比，教育的缺位似乎越来越大。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把教育责任简化成了教学责任，只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忽略了学生的全面成长，淡漠了一个人想做大事、成大事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好的教育不能排斥所谓成绩不好的差生，不能只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和考试成绩。

    另外，小说一直警示朱丹持续关注家庭教育问题。宋宝琦的父亲是个工人，每次下班后都到小树林里和大家打扑克，打得昏天黑地，若不过瘾，夜里还要打。小说中反映的家庭教育责任的缺位，使朱丹联想到美国的《科尔曼报告》，底层社会或经济困窘家庭的孩子成长不起来，不是因为穷，是因为穷产生的其他一些问题，使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理想。现在家庭教育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教育孩子不只是学校的事，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然而，很多“家长学校”尚停留在浅表的概念中。应该认识到，家庭教育实际就是父母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也是影响孩子终生的老师。

    文学要勇敢发声

    单占生回忆，《班主任》发表时，政治壁垒尚十分严密，刊登这篇小说的编辑无疑拥有巨大的勇气。当时的文学家和出版人首先面对的是极“左”思想下的极端现实，而后才是考虑如何真实地表现、反思那个时代。现在和那个时代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从那时开始了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段历史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的地位、创造的成就以及带来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作家们提供了深度表现生活、挖掘生活、表现人性复杂性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作家和出版人，非常庆幸的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很多可以表现的内容。应该以更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去表现史诗般的改革开放历程，表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的悲欢。实际上，现在的作家应该反思：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无论用非虚构的方式记录，还是用虚构的方式创作，都有很多可呈现的故事。作家的责任是表现社会现实，如果不去讲述这样的中国故事，就是作家的失职。当前，作家和出版人好像没有完全做好“讲好故事”的心理准备，“当下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们此间的欢乐、苦恼的文学表达，我认为还不到位”。

    单占生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认为，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塑造了宋宝琦，是因为他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鲜花、阳光，还有阴雨和其他。这也引起了整个文学界的思考：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有其规律的，不可能用理想化的模式编造出来。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文学家的使命不仅仅是单一地表现具有革命理想化特征的人，而是要表现社会整体的现实和各色人群的命运、思想、感情、理想、生活方式。总的来说，《班主任》推动中国文学走出极“左”的文学状态，引起整个作家群的广泛共鸣，发出了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同时，引发了作家对生活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思考。作家对生活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观察社会现实，真正地深入生活，全面考察。

    何弘也这样认为，他说，以今天的眼光再看《班主任》，我们会发现它在思想上不够深刻，艺术上也不够完美。正如李书磊认为的“从它（《班主任》）对谢惠敏的剖析和对‘文革’的批判来看，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从这种剖析的保留性和批判的表面性来看，它又是旧时期文学的总结”。从文学表现上，《班主任》仍然带有用所有人物来陪衬一个中心人物的“三突出”痕迹，对极“左”思想的批判和揭露也流于表面。但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勇敢地面对社会现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体现了作家所应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想，今天的作家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一种使命感，有能力针对社会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人们美好的理想和追求，文学就依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仍然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文学应该继承优秀传统，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