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讲真话的改革家

    改革开放广泛汇聚了各方面的智慧，高尚全就是其中一位参与者与推动者。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可谓重大突破。而“劳动力市场”的出炉，就是高尚全力争的结果。

    在起草《决定》时，组里多次讨论，只同意写“劳动就业市场”。高尚全一直“耿耿于怀”。修改稿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高尚全也列席了，这样的会议，本轮不到他发言，但他抓住机会，鼓足勇气举手示意，一口气数出五条理由，坚持应该使用“劳动力市场”一词。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认真听完他的发言，问：“这么提，社会上能接受吗？”高尚全笃定地说：“只要是中央提出的，肯定能！”也许是他强烈的信心感染了大家。最后，经过进一步研究，“劳动力市场”终于被写进文件。

    还有一次，高尚全应邀到山东作报告。当时，山东诸城出了一个“陈卖光”，闹得沸沸扬扬。诸城有一批“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国有小企业，亏损严重，这位叫陈光的县委书记为了解决实际困难，提出将它们改制出售，所以得了这个绰号。很多人反对，说他出卖国有资产，走资本主义道路。

    报告现场，有人问高尚全对这件事怎么看。他毫不客气地讲道：“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项，一是与小偷做斗争；二是装作看不见；三是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做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他又说，有人总认为，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日本有人妄想把钓鱼岛“国有化”，这难道也是社会主义吗？

    这番批评，可谓辛辣至极，也十分大胆。

    被高尚全的仗义执言所“拯救”的，不止“陈卖光”，还有如今大名鼎鼎的世界500强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97年，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说它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国家没有投资华为，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高尚全敏锐地感觉到，这关系到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原则和方向。他主动提出去深圳调研。

    调研结果令他很兴奋。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成果。这样的企业，应该是改革的典型啊！怎么不姓“社”呢？高尚全认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其中就有来自华为的启示。

    高尚全会讲故事、打比方。深奥的理论，经过他鲜活的语言，就变成了简单明白、人人能懂的道理。他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用吃饭打比方。“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特殊是一般基础上的特殊，不是完全颠覆式的特殊。人饿了要吃饭，这是一般规律；只是外国人吃西餐，中国人吃中餐，武汉人爱吃热干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但你不能用特殊否定一般，不能因为我们不吃西餐，就否定饿了要吃饭。”他讲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肯定中国的改革，但他说我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这是混淆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和单个工人的概念……我在一机部（上海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有个局长要乘车出去开会。刚坐上车，司机就说车子坏了，你下来帮忙推一下吧。局长于是下来推，出了一身汗，司机才说可以上车了。后来听说，那辆车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司机那天心情不好，故意刁难。你看，这就是用行政手段配置劳动力的弊端”。

    高尚全作报告不用稿子，主办方见他空手上台，都很惊讶。但他就是可以一口气讲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忘词，观众还听得津津有味。“不念稿子，现场气氛会更好嘛。”他开玩笑说，“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直到现在，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仍是三句话不离“改革”。在他看来，如今的改革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需要大家直切忧患、合力解决。“国家多听听不同的意见，有好处的。”他的眉眼还是一派慈和，语调也轻轻淡淡的，吐出的话语却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人民日报·海外版》8.9 周飞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