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怕的就是被命运支配

    外人眼中的周其仁，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是为人景仰的经济学者，但令他自己最感到骄傲的身份，是“杜润生门生”。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正是他的赏识、引导，使一批年轻人踏上了研究农村改革发展之路。周其仁的人生轨迹充满着戏剧性的转折。他来到东北农场，成为深山里的一名农业工人。当改革的大潮袭来，他又幸运地成为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研究者和见证者。

    1968年8月，周其仁响应“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乘坐四天三夜的火车，从上海来到地处黑龙江虎林县的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那时的他，做好了扎根的准备，要一辈子待在那儿。

    在那以前，农村的人可以出去闯荡，进城打工。但是后来“大跃进”以及相继发生的饥荒，城市粮食不够供应，因为人们的户口一旦转到城里，国家就要负责供应粮食。政府就决定把这些人再迁回农村去。那时候农村的人，要不就考上大学成为技术干部，进入城市体制，要不就当兵，而且要当“四个口袋”的军官，才可能进城，其他要跳出农门，可是不容易。

    要不是恢复高考，周其仁是不可能回城的。改革开放后，农村粮食产量上来了，国家发现很多劳动力用不着在那么小块地里待着了。但开始的时候仍希望他们不要进城，因为城里也没地方待，没有工作机会，住房也不够。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城里人的住房都非常狭窄，再加上你没有粮食、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这套东西。但允许农民搞农业以外的工业、副业、商业活动，所以开始的一个时期政策倾向叫作“离土不离乡，就地富起来”，于是就有一些地方办起了乡镇企业。

    再往后发展，城市改革开始了，工业活动、商业活动多了起来。对农民来说，哪里收入高一点，他就愿意到哪里去。因为乡镇和城市生产率有差别，工资就有差别。所以“人往高处走”，大家发现城里收入好，就想去试试。

    直到今天，我们的宪法也没有把迁移自由权再写进去。事实上，这项权利在慢慢发育。最早是1983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写的一句话，叫“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后来等到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在城里挣的钱可以买到粮食，这个门就开始打开了。到高峰的时候，好几亿人到城镇来。

    现在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超大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基本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了，但是过去那个城乡隔离体制的尾巴还很长。我们的国民权利是发展起来了，但是用一个行话来讲，还不便携带。比如，你是安徽户口，读书权就在安徽，高考权也在安徽，但按理说凡中国公民，虽然生在安徽，到了上海就应该可以在上海读书，到了北京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但现在还做不到，这就是身份、权利属地化。人不应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人如果有与生俱来的差别，他就会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人最怕的就是被命运支配，不能主动努力地去改变命运。

    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较深的鸿沟，但也不是绝对不能跨越。社会的人口流动，有它自己的平衡机制。我们的语言叫相对价格变了，一连串变化终究要跟着发生。“上世纪80年代我初到温州调查的时候，还没有义务教育法，很多厂子的工人是青少年，工作是做纽扣、穿珠子。我问为什么干这个？回答是比在家放牛强。好多贫穷的家庭觉得小孩干点活，捡点柴火也比读书强。”今天再顺着历史这条线看，再穷的地方和家庭，孩子只要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来日的机会一定比过去大。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从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

    （《环球人物》2018年第12期 王艺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