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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国内外舆论对白宫的谴责一直不断，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网上流布。一种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说是“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招致了美国的组合拳”；一种是批评中国不该反击，说是“及早妥协让步，贸易战就不会愈演愈烈”。言下之意，只要中国服软，美国就会“高抬贵手”，中美“贸易战”也就不会打了。
事实果真如此么？
贸易战这件事，即便从中美关系的逻辑考量，也需要一些更宽广的历史视野。
当年，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动“冷战”，“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对苏联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外因，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上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为美国的“心病”。尽管那时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社会制度也由美国设计，美国依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颁布“自愿出口限制”项目，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让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可见对华贸易战，绝非一些人“高调招敌”“意识形态”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所能解释的。设置对手一直是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1894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以来，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
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
无论中国怎么做，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了美国第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进入井喷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业能力，创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赶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充满吸引力……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努力，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清楚的基础性事实。如此大的体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调”就能隐藏的，就像一头大象不可能隐身于小树之后。
尽管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也一再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力均远大于历史上的苏联与日本”，成了美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对于这样的“对手”，美国必然会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以对手来激励自己，争取民众对“美国再次强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个层面遏制对手的超越。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一切挑衅和压力，都是美国统治阶层一直遵循的逻辑使然。
正是这种将霸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观念，导致了白宫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错误判断、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错误判断。许多人都关注到，早在去年12月，特朗普公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
再往前看，这种视渐渐强大的中国为“对手”的思维，并非特朗普政府所独有。
一份智库报告曾把美国的敌人按照遏制的优先循序划分为“红线”“黄线”和“绿线”。作为“红线”的苏联首当其冲，作为“绿线”的伊斯兰世界排在最后，而“黄线”就是冉冉升起的中国。很多学者都相信，如果不是“9·11”让美国掉转了枪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可能早就开始了。对此，今年4月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醒醒吧美国，中国必须被遏制》。细数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条条针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处处针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坦言，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
这种“巨大焦虑”的背后，是美国要确保自己永远不可被超越的“绝对优势”。
回顾中美经贸磋商过程，特朗普政府言行不一、摇摆不定、出尔反尔，但其背后的逻辑并无二致，无非是战略打压、战术讹诈；其真实意图也不言而喻，绝不仅仅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意义上遏制中国发展。
有人说得好，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要求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得更是直白：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这恐怕才是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堵死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向上攀升的机会，打掉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
（《人民日报》8.10 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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