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一九七八

    ■张攻非

    1978年，两件大事镌刻在我心底。一件关于我父亲平反昭雪；一件关于又一个儿子出生。

    5月，我收到孙起孟伯伯的来信。孙伯伯已恢复工作，担任全国政协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他告诉我，乌兰夫对我的信已有批示，要求尽快做好平反工作。他也与全国政协秘书长齐燕铭沟通，确定了平反步骤。孙伯伯嘱我即刻赴京，补充一些材料。

    我到北京后，拜访了阳翰笙、胡绳夫妇，萨空了、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于刚等二十几位与父亲有共同战斗经历的老朋友,还拜访了父亲亲自设法送到延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山夫妇。蒋一苇也给我寄来长达七页信纸的材料，那是我父亲与重庆地下党许晓轩、江姐等人关系的证明。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了解到不少前所未知的情况，比如，父亲抗战时期到全国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任职；解放战争时期留在国统区坚守；解放后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协助黄炎培工作，都是周总理点名安排的。我写好申诉材料，由孙伯伯送交全国政协党组。父亲在世时的职务，包含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学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1月中旬，我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消息，全国政协党组做出了为我父亲平反的决定，并且批准建立一个为我父亲昭雪平反的治丧委员会。

    11月22日，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突然打乱了我紧锣密鼓的安排。电报上只有两个字：速归。我马上意识到出现的情况是什么。1978年的春天，妻子陈慧芳怀孕了。这个喜讯对于我们这个已经破碎而无望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任何人都会明白。电报要我速归，一定是孩子出生了。可是，距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月啊，难道是早产？我急忙告假回到上海，赶到医院，我才知情况果然紧急。21日，妻子在澳门路的上海无线电二厂正常上班，突然大出血，厂里的救火车把她送进了附近的普陀区妇幼保健院。医生在等我，说要剖腹产。接着提问题，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问题吓人而残酷。我无可奈何签了字，妻子被推进手术室。等到八点半钟，电话铃声骤响。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叫唤声：产妇大出血，备血不够了，快与血站联系！我像是被打了一记闷棍，一下子腿软蹲靠在墙角。传达室老同志关切地走来问我，产妇几点送来的？我说两天前。他说，缺血的产妇是下午送来的。我放松了，这才发现，头上已是大汗淋漓。九点半左右，电话通知我，到病房看望平安的母子。儿子出生那天，11月23日，感恩节。

    毛泽东一句经典的话时不时地在多种场合搬上台面：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已经见到了光明，谁知曲折竟还能把我吓走半条命。当晚，我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取名。我想到一个磊字。我既希望儿子继承爷爷辈传下来的光明磊落品行，又希望他有三块石头叠加的坚实。我还在字典上查“磊”的解释。词条所注全部是正面意义之外，另有一条注释：湖南有座磊石山，又名万寿山。张磊的名字就这么定了。尽管叫张磊名字的人极多，但我的儿子张磊的名字里含着湖南家乡山水的祝福，更有独具的吉祥含义。

    下午，我兴冲冲赶到医院探视，把为儿子起的名字告诉了妻子。正在我们高兴地讨论由名字引开的对儿子将来的期望时，门口传来护士严肃的呼喝：陈慧芳家属到办公室去。我奔了过去，医生连串发话让我感觉一梭子弹迎面射来：你知道你儿子早产吧？早产的孩子抵抗力差，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你把单位的电话，家里的公用电话全部留下，紧急情况我们马上通知。

    我强按住心头的不安回到病房，我不能让几经伤痛的妻子再遭遇惊恐。探视结束的时间到了，我笑着和她拉手道别。我乘车先到家临近的人民公园，在夜幕垂下的枯树林间，歇斯底里地狂叫，好像迷路的狼在风中哀嚎。之后，我无可奈何回家，宽慰焦急的岳母，推说吃过了晚饭，躲进小屋打开一瓶酒。下肚的酒渐渐摧动浑身的燥热，燥热催动酒水化作泪水。就这样在凳子上坐了一夜，天明前迷迷糊糊打了个盹。

    那天是11月25日，星期天。我离开上海去北京时，就与韬奋夫人沈粹缜约定，一回上海就立即向她汇报我父亲平反的情况。虽然我一夜没睡，但必须履约去拜访，因为沈妈妈为我父亲的屈死，几度落泪。早上八点半钟，我走进淮海中路上海新邨沈妈妈的家。沈妈妈让我坐下，她去倒茶。当她端着茶杯转向我时，忽然停住了。她盯住我的眼睛看，她问我眼睛怎么会红肿，脸色为什么那样苍白？我说我先汇报去北京的情况吧。沈妈妈不答应，她说：攻非，孩子，碰到什么问题，说吧。

    沈妈妈听完事情的经过，立即站起身走到电话机旁，与国际妇幼保健院院长通电话。国际妇幼保健院是宋庆龄创办的，属于中国福利会管辖，沈妈妈是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沈妈妈在电话里一再嘱咐，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革命后代！由于加强了防感染措施，孩子确保了健康，一周后，母子平安回到家中。我这时候忽然意识到，儿子为什么选择感恩节出生？因为他一出生就遇见贵人，他和我们这辈子都要懂得感恩啊！

    1978年我家从大悲中走出。1979年3月13日下午3时，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举行。没有父亲骨灰的骨灰盒安放在共和国英灵院的第五室。我不再记述追悼会的缅怀与沉痛，参加仪式的父亲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同样有不堪回首的受屈辱和受折磨的篇章。篇章中冤找不到头、债找不到主的乱世伤痛，永远存留在历史的书页里。

    （选载十三）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