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集市贸易是前进吗

    ■本刊评论员

    前一个时期，本报刊登了山西运城地区的群众和干部的来信，要求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说明，认真执行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系极大。

    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有同志说“前进了的东西，就不要后退了”，就是一种。在这些同志看来，现在“取代”集市贸易是前进，恢复就是后退。

    现阶段“取代”集市贸易，是不是真正“前进”了，这不是靠关闭集市贸易的行政命令能证明的；也不是开动宣传车，大讲“取代”的“十大优越性”能使人信服的。就是说，不是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从运城地区已经暴露的问题看，目前取消集市贸易，并不是一种前进的政策。由于搞“取代”，农民和干部的关系紧张了，一方要赶集，一方要撵集，从对立到对抗；养猪的少了，养鸡的少了，果树被砍了，土特产少了，妨碍了家庭副业和多种经管的发展；影响了群众的生活，不仅农民不满意，靠近集市的工人也有意见。像这样干了对国家、对集体、对群众不利的事，还能叫“前进”吗？

    当然，谁也不会说集市贸易比供销社、国营商业进步；谁也不会说集市贸易应当永世长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集市贸易总是要被“取代”的。问题是，现在“取代”集市贸易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许多农副业生产全靠集体经营还有困难；集体经济也满足不了社员生活上多方面的需要，还允许社员经管小量的自留地；供销社、国营商业既不能把全部农副产品收购上来，也不能充分供应。目前允许集市贸易，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因此，党的政策规定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是符合农村现状的政策。如果不面对现实，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将来有可能实现的事情，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这就不能叫做前进了，只能叫做冒进。所谓“冒进”，是毫无所进。由于冒进造成的恶果，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后退。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可以设想，将来，当我们的一个农民能够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土地的时候，他还会手拿锄头去种巴掌一块大的自留地吗？当几个人即能管理几十万只鸡的时候，还有必要让家中的老太太去喂那几只小鸡吗？当农民的收入普遍地大大提高以后，他们还会为了换几个零花钱而到集上去卖几只鸡蛋、几斤枣吗？只有到那个时候，“取代”集市贸易，才真正是前进了。

    执行一种政策，采取一种措施，看它是前进还是后退，这要看是不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是不是真正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归根到底一句话，政策的正确与否，要看实践的结果，就是要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对前进与后退的看法，只有这一个标志，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因为，只有生产力的进步，才能促进社会一切方面的进步，并为这种进步提供物质条件。比如在农村，只有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使农林牧副渔大发展，社办工业大发展，社员生活水平大提高，我们才能前进。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的前进，只好似海市蜃楼，呈现在幻想中。我们说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做那些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事，不要干那些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的蠢事。

    “四人帮”搞的那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现在是彻底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拨乱反正，其中就包括“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的政策”这一项。所谓哈尔套“赶大集”的闹剧，是该停演了。

    我们希望，那些下令撵集的同志，不要再撵集了，要采取积极态度，管好集市贸易，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让集市贸易真正起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助手作用。关闭集市贸易这件事，本来做得不对，听取群众意见，改过来，就好了。不能一味和群众对立，和党的政策唱反调，错上加错。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如果那里的领导机关走到另一个极端，放而不管，甚至在大忙季节天天赶集，搞无政府主义，那同样是违背党的政策的，那就要犯新的错误。

    我们希望，那些真心想搞“取代”的同志，把积极性放在促进生产上。要正视现实，你们那里的生产水平并不高，甚至还很低，并不是像你们宣传的那样——“取代工作的条件是基本上成熟的”，群众的生活还有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只有把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真正搞上去了，对国家的贡献多了，群众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才是前进了。

    （原载《光明日报》1978.9.30，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