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白家是“老宅门儿”的底子,文玩旧物确实是不少,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也是出了好几身的臭汗,才算把它们“歼灭干净”的。然而我的确是万万没有料到,我那“绝顶聪明”的父亲,竟偷偷地留下了“细软”若干,分别藏在两只樟木箱子里。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爸开始小心翼翼地、偷偷摸摸地“捣鼓”那两只樟木箱子里的这些弥漫着樟脑味的“破烂儿”:
他先将一个清朝乾隆年间的“蓝料”小瓶子,摆到了我们家那珍贵的“红灯”牌收音机上,小料瓶的下边,垫着我姐用白线“勾出来”的一小块台布。赶上正午时分,充足的阳光照耀到了这个角落,你会看到一片蓝莹莹的、似蓝宝石一样的光彩,只是它和旁边的那两把破椅子、一架破床和床上凌乱的被垛特不协调。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找不到钥匙,我突然寻思道:说不准我爸把车钥匙藏在收音机底下了?于是一抬手就把收音机的一角给掀起来了,收音机成了斜坡,那小瓶子顺势就滑到桌子上,又顽皮地跳到了水泥地上,一声清脆之后,蓝光迸裂。
我爸的嘴唇在抖动,咬牙切齿地说:“败家子儿呀败家子儿,你可真是王八窝里踢足球——浑蛋到家啦!”接下来自然就听见“啪——啪——啪!”我的脸即刻成了“人面桃花”。
1975年的国庆节,我爸又从破樟木箱子里“变”出了个玩意儿来,一只哥窑的贯耳瓶,仔细地回忆起来,那该是件地道的北宋时期“修内司”制造的“贡瓷”,此物紫口铁足,遍布“开片”,真称得上是精美绝伦。
我爸将它摆在书架上,不许别人靠近。尽管呵护有加,但这只哥窑贯耳瓶却最终没有逃出覆灭的下场。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殃及北京。我和我哥同时被震醒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到里屋去救我们的父亲。哥儿俩冲进去搀起老爹就跑,眼见着那哥窑贯耳瓶在书架上摇摆,我爸大喊一声:“快——花瓶!”话音未落那宝贝儿就一头栽了下来,在地上蹦了两蹦,这个日后一定会“引无数”好古之人“竞折腰”的罕见珍品,便如此地粉身碎骨了。
1980年的岁末,有一位香港著名电影大导演来到我家,把偌大的一块“馅儿饼”送进了我们家清冷寒酸的居室。那“馅儿饼”着实是肥得流油,竟是一沓花花绿绿的、令人膛目结舌的、在当时是最为时髦的“外汇券”,整整一万块呀!
此“名导”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的亲戚。但说起来,这伯伯其实并未记着我爹白纪元,但他却记着我爷爷白梦璋,那昔日北京导游业的“掌门人”。作为大收藏家的他一定知晓我爷爷手里曾有不少的“货色”,虽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说不定尚有几多家珍劫后余生。
多年以后,我也有幸步入了所谓“收藏家”的殿堂,方才知道这“专吃败家”的招数特别好使,是收藏家进行“原始积累”的捷径。当然,大前提是那个倒了邪霉的宅门里,得具备一位像我这样的败家子儿。
几句寒暄之后,伯伯就单刀直入,要看我爷爷当年的“存货”,我爸则不十分情愿地打开了那两只樟木箱子。工夫不大就从里边掏出来了四十多件,摆了一桌子加一炕。
伯伯看罢笑微微地说:“好了!好了!成交。”
我爸却虎着脸道:“成什么交呀,谁答应卖你啦?”
“轰”的一下子,我的血就撞到了脑门儿上,大声地向我爸嚷道:“您有什么想不开的?这些破烂儿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不光是我爸,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我爸脸色铁青地对客人们说:“今天先到这儿,容我们全家人商量商量。”
伯伯一行人走了以后,我爸照例先是抡圆了给我一大嘴巴:“呸!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懂什么?这是他们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说道:“您不就是还惦记入党吗?您不会把糖衣抠下来,把炮弹再给他扔回去!”
我们全家都没词儿了,大多数就倾向于卖掉,兴许我爸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他虽然嘴上表示不服,可脑子里大概也“晕菜”了……这桩令人颠三倒四的买卖,终于“落听”了。于是那伯伯一行再度来到我们家时,作为卖方的我们就“货到炕头儿死”,己没有了先前那心里想卖而嘴上说不卖的“臭架子”了。
就在我们点钱的时候,那伯伯一眼瞄准了我们家窗台上的一只破花盆,他就对我爸说:“纪元呀,把这个破玩意儿搭(送)给我吧。”
还没有容得我爸答腔,我己经箭步上前,将那只破花盆抄起来,用一把改锥撬出了里边的蝴蝶兰,就听见“喀嚓”一声,破花盆的一角被撬碎了。伯伯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无比爱怜地抚摩着那破花盆的伤口,小声地从牙缝里挤出来四个字:“暴殄天物!”
后来我才知道,那“破花盆”原来是一只清朝雍正年间,由督陶官唐英监制的青花“高足佛盏”,那上边满绘缠枝莲,花卉之间用梵文书写着佛家的“六字箴言”,足款为“大清雍正年制”,据说此盏乃雍和宫之旧物。
当时我们家有谁能算计得到,仅这个被当作“破花盆”“搭给”人家的高足佛盏,若论价值,伯伯给的那一万块钱外汇券,恐怕连个零头儿都不够。
(《白门三代》片儿白 哈尔滨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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