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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经40年，历史大潮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翻天覆地，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在这40年中，我们的生活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
“黄帽子”电话亭
■李建良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固话还没普及，家里能装电话的很少。偶尔在街上看到拿“大哥大”的人，还是挺羡慕的。
那时单位集体宿舍门口有个传达室，有两位中年女职工轮流值班。谁家来了电话，值班员便在楼下喊两嗓子：“X号XXX的电话！”那声音很有穿透力。由于那时候电话费比较贵，假如有长途电话，她们一般会让对方过5分钟后等接电话的人赶到传达室再打过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寻呼机时兴起来。当时大多数人使用的都是数字机，被呼后要找电话机回复。由于有市场需求，相关单位“发力”公共通信业务，路边“背靠背黄帽子”亭、圆筒亭等各式各样的公共电话亭开始多了起来。在市区繁华路段，甚至偶尔能见到两三个人排队打电话的场景。很多小卖部为了多挣钱也设置了收费公共电话。
路边的公共电话最初是投币式的，后来逐渐有了使用更方便的IC卡公共电话机，那时路边报刊亭就销售30元、50元等面值的IC电话卡。为应急，我给儿子买了张IC电话卡带在身上，这样心里就踏实多了。有次他有点中暑，感觉不舒服，和同学中途下了车，到边上的公共电话亭给我打电话，我赶忙从单位出来，到几站地外去接他。
随着手机的普及，如今几乎是“人手一机”，公共电话使用得少了，IC电话卡也没有了市场。我家附近两条街上的“黄帽子”电话亭，不知什么时候也被拆除了。
小小口琴的悠悠岁月
■赵新培
口琴和笛子这种小型乐器曾经丰富过很多人的业余生活。据一位老邻居马先生回忆，他学习口琴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每天放学回家后没什么娱乐活动，为了打发无聊时间，于是决定买一件乐器。那时候父母工资都不高，贵重乐器根本买不起，物美价廉的口琴和笛子成了音乐爱好者的首选。当时口琴最便宜的2元一支，笛子最便宜的1元一支。马先生买的第一支口琴则花了三四块钱，因为它是国产名牌——国光牌口琴。据乐器店店员介绍说，国光牌口琴是进口簧片，非常难得。他非常珍惜这支口琴，用妈妈给的一块手绢包了又包，揣在怀里。
马先生学着学着就上瘾了，几乎每天都要吹两个小时。但很快隔壁邻居就开始提意见了：“吵死了，没事锯脑袋。”因为吹口琴的样子很像是在锯脑袋，戏谑外号由此而得。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没人再吹口琴了，好多学口琴的人改成拉手风琴。上世纪90年代电子琴非常流行，最流行的牌子有雅马哈、卡西欧，1000多元一台。人们经济条件好了，中高档乐器买起来也不感到吃力了。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了几万元一台的钢琴，孩子们要么去上钢琴培训班，要么请老师上门教课，价格不菲。这都是时代的变化吧。
临摹电影票
■赵新培
据家里的老同志回忆，上世纪7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影片品种十分单调。大约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时候，我国进口了一批日本影片，如《华丽家族》《金环蚀》等。只不过，作为内部交流片，供少数人凭票观看，放映地点都是在一些单位小礼堂。由于当时上述进口日本影片还没有翻译过来，因此在影片放映的时候，大银幕旁边会配备一位翻译拿着话筒同声传译。据说这种内部交流片的电影票非常难找，但是票面印刷相对比较简陋，于是有些调皮的高中生们就借别人的一张票，在家里临摹假电影票。结果有一次，不幸被发现了——因为那场内部电影是在一个百人小礼堂放映，几个孩子拿着假票进去之后才发现，礼堂里面已经满座，只好站在过道观看，可是那次，放映方并没有超额卖票，持假票身份瞬间暴露，立即被轰了出去。
当然，“临摹”的电影票很快就消失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成立了电影进出口公司，人们看外国电影就变得稀松平常了。
老爸打造“三开门”
■李萌
每个成长于80年代的人都记得，自家房间里并不多的几件像样的家具，不是有句流行语嘛——“组合家具沙发床、黑白电视放中央，三间砖房水泥地、租辆卡车接新娘。”这句有些调侃的话，点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人对家的憧憬和理想。
我家的三开门大衣柜，就诞生在那样一个年代，老爸亲手打造了三开门、酒柜、单人沙发和唱机音箱。现在想想，这些我没见过的画面，也许就是老爸当年娶我妈的全部了，连房子都是婚前老爸自己动手盖的小平房。
据老爸说，那个年代，大件家具只有北京五六家国营家具店才有售卖，而且只能凭票（登记结婚时配发的）购买。大衣柜有双开门和三开门两种，酒柜的样子就更少了。再说到沙发，哪有现在这么多款式可以挑选？那时家里的条件不好，这些家具真是买不起呀，我那“有才”的老爸，只好去看了又看，记在心里回家自己动手“打家具”，以至于后来老爸的同事们也请他去“打家具”。
说起那个三开门大衣柜，那可以算是当年最大件的家具了。后来老爸说，那个三开门也算得上是“综合产物”——菲律宾木、水曲柳和其他各种硬木及五合板组装而成。就是这些做家具的材料，当年都要省着用，就菲律宾木这一种，还要为后来做沙发留出一定的富余。
如今，当年的沙发面料早已被换掉，看着现在沙发扶手上的磨痕和大衣柜上斑驳的印记，再看看周围最近几年换的家具，还真是记录了我家这40年的变化呢。
旧挂历做的门帘儿
■李喆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突然就刮起了一阵手工做门帘儿风潮。首先要从积攒的旧挂历中，挑出纸质薄厚适中的裁开备用。大人先把那些挂历纸按两三厘米的宽度用笔标记好，然后用剪刀裁下来一条一条的，接下来简单重复的工作就归我们小孩子啦。就是要把纸条卷成卷，卷成枣核状。刚开始卷得乱七八糟互相取笑，后来又发现卷一会儿手就搓疼了，喝水上厕所找机会开小差……当时一起忙活的场景特别温馨。
那时候去每家串门基本都有自己做的一副门帘挂着，没时间或没手艺的阿姨还得求助亲戚或闺蜜为自家做一副。物质贫乏的时候好像分外出能工巧匠，有的人家把纸卷涂上颜色，挂起来组成一个图案；有的就刷清漆，自然而然；还有纸管间有的加上草珠子，还有的垫上塑料片，塑料片也要用红蓝墨水泡出颜色的……那时谁家的帘子卷得好看，会有很多邻居来取经，串门儿时主人也格外热情自豪。
纸卷成的门帘，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因为现在家里很少用挂历了。还一个是那时候大多住平房，夏天得挂门帘挡苍蝇蚊子。现在都住在高楼大厦，铝门窗密闭性好，净化器开着空调吹着，干净又舒畅的环境自然不需要门帘来碍事。
相机曾经是奢侈品
■闻志钢
七八十年代曾流行“三大件”，后来它还有一个升级版，就是“三转一响带咔嚓”，所谓“三转”，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是指收音机，“咔嚓”则是指相机快门的声音。照相机在当时属于高层次的奢侈品。而我就在工作后不久买了第一部相机——青岛照相机厂生产的青岛6型半自动照相机。
有了自己的相机后开始想着各种游玩，到了周末日就和朋友约走北京郊区，相机也有了用武之地。最有趣的是拍照回来自己洗照片。首先要准备好一套工具，包括放大机、显影液、定影液等，然后就是几个伙伴聚在一个小黑屋里各种操作，虽有失败，但成功时颇有收获感，乐此不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数码时代来临，傻瓜相机出现了。再后来手机开始流行，照相机的照相功能基本被手机取代了。
周总理“代言”过的老手表
■刘慎良 赵新培
听老妈讲，我家那块上海牌手表是1972年买的，当时花了120元。我悄悄算了一下，当时的120元，大约相当于我们家3个月的收入（父母加在一起）。折算价格，在今天至少要2万元吧。
在“上海”手表的鼎盛时代，每四个戴手表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戴“上海”牌。上海牌手表名气大，还要归功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直是它的“代言人”。当年听到上海牌手表问世，周总理兴奋地说：“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周总理以120元的市场价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在手上。上海牌手表，当年可是我们最牛的国货。四十多年过去了，让我惊奇的是，这块机械表，上了弦之后，居然还能走；坚持走一夜，仍然很准时。
当年海鸥牌手表也非常抢手。海鸥牌手表诞生于1955年的天津，其所有零部件均从瑞士进口，由国内工人组装，堪称国内第一名表。在当年是一表难求，相当紧俏，需要凭票购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家里亲戚被单位派到国外工作，等到1984年回国时，从香港带回几块海鸥牌手表准备送给亲戚朋友，可是发现根本送不出去，因为1984年的国内已经是电子表的天下。
时过境迁。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场合，手机代替了手表，这种老式手表只有收藏价值了。
窗式空调吹来清风
■李建良
我家那台窗式空调安装于90年代初。当时选择装它，是因为宿舍房间不大，这种空调“性价比”较高，价格2200元出头。
窗式空调安装方便，工人比着尺寸锯掉半扇窗户，窗台边做个支架，把空调机架上就齐活了。刚装上时，觉得特别棒，终于可以轻松度过闷热的夏天了。但是，窗式空调也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巴掌大的出风口，出风比较集中，不注意的话容易把人吹病了。由于当时的住房面积只有11平方米多点，属于“一间屋子半间炕”的那种，怎么布置家具，床也难以躲开空调出风口。为了防止把孩子吹感冒，除非暑热天儿，一般很少开。它的噪音也很大，特别是夜深人静时，里面的制冷机工作起来“嗡嗡”作响，给人一种睡在火车上的感觉，很是烦人。它的最大弊端是，这种空调属于原始机型，设计有缺陷，内部是“通透”的，每年到了冬天必须对空调的室内部分用大块塑料布包裹、密封，不然屋里就跟小半扇窗户没关一样，冷风飕飕，异常寒冷。
随着技术的进步，分体式、立式空调渐渐多了起来，价格也降了下来，一千多元就能买到优点更多的分体式空调。大概在2003年，窗式空调基本就退出了市场。
外汇券和国库券
■赵新培 程婕
外汇券曾经是一种特别高级的货币，手里有了外汇券，人们就可以买到进口商品，可以到特殊的地方消费，还可以换美元，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币所没有的功能。外汇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宾馆、免税店等等。也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买到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货——人头马洋酒、万宝路香烟、进口彩电、瑞士手表。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西单商场四楼，就是专门销售进口商品的地方，楼梯通道总是有一些黄牛悄声询问：“有外汇券吗？”“要外汇券吗？”那个年代出租司机一度是姑娘们青睐的结婚对象，因为他们能收外汇券，属于有钱人。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国库券，80年代国库券还是采用摊派方式发行。全社会都没有什么理财意识，谁也不会把国库券当作理财工具，只会当做是支持国家建设的一份光荣。依稀记得，有一段时间，父母每到发工资的那天都会提到“国库券”三个字，因为发了工资便会被单位强行扣掉一部分去买国库券。这些印着漂亮图案的票券会被母亲小心藏在柜子深处。因为国库券跟人民币一样，没写名字，弄丢了到期就没法去银行兑换了。身边有些大人因为家用开销大，对国库券强行摊派感到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叫它“不能花的钱”。还听说有急需用钱的人将国库券以5至7折的比率跟别人换成现金，购买生活用品。
现在，虽然单位早已不再强行摊派，但很多中老年人依然是国债的铁杆粉丝，多年保持着发行日去银行门口排队抢购的习惯。大家在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上动动手指，也可以很方便地买到国债。
铝饭盒带饭
■赵新培
铝饭盒是以前很多人生活中的必备用品，其功能集厨具和餐具于一身。在家里可以用它来蒸米饭：淘点米、放好水，往蒸锅里一放，半个小时后，香喷喷的米饭就做好了。离开家，它是人们每天中午在学校或单位食堂吃饭必不可少的餐具，一个铝饭盒加一把勺子就是无敌组合。妈妈还要专门为它制作一个毛巾布袋，能防止饭盒的油水污染书包。
此外，铝饭盒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带饭。印象中那个时候的学校食堂、单位食堂的饭都很难吃，也为了省些钱，于是自己带饭是很多人解决午餐的方法。头天晚上要把饭菜依次码进饭盒，餐食尽可能荤素搭配，可以是剩饭剩菜，但最好的是专门炒个拿手好菜，以便在用餐时与好朋友分享。不过，第二天上午一定别忘了把饭盒放进单位锅炉房的大蒸炉里，这样中午才能吃上美味可口的午餐。
后来，毕竟带饭很是麻烦，单位也取消了锅炉房。大门口外的小饭馆成了上班族们解决午饭的好去处。如今，随着外卖送餐业务飞速发展，足不出户，只需在手机上选择、下单，不出半个小时，外卖小哥就能把各路美食火速送达到你的手上。
（《北京青年报》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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