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

　　1995年3月，山东青岛人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

    巨款买假货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他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手机里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2025199.85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

    曾经的“王海现象”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王海与朋友交往，表现得很谨慎，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王全忠记得，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

    打假背后的风险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有人、有企业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

　　死者叫黄立荣。2003年12月13日下午，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那之前，黄立荣去王海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公司，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了，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把调查员分成几个组，每组5到8人。

　　调查员中有很多是律师。招聘时，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长得太有特点不能做卧底，大众脸才能“扮猪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实、内心聪明机敏是首选。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有时卧底调查，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调查员之间都互不认识，各司其职，执行同一个案件时，不容易暴露。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

　　（《新京报》2015.3.23 申志民 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