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最勇猛的艺术是音乐

    上海抗战歌曲兴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在上海地区的传播呈现繁荣。同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在上海地区的传播渐趋衰落。

    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以萧友梅为代表的上海国立音专师生;一是深受“五四”以来左翼革命文化传统影响的音乐家，如聂耳、田汉、冼星海等。上海抗战歌曲大多采用进行曲的形式，雄劲刚健的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节奏等进行曲的基本特点，与歌词中常常出现的“中华”“河山”“长城”“国土”“前线”“巨浪”“热血”“号角”“炮火”“怒吼”等文字意符激发心灵震撼;上海抗战歌曲亦不乏抒情类，以较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来表现民族危亡的情境下山河家国等图景，如1933年安娥、聂耳创作的《卖报歌》，1935年田汉、聂耳创作的《告别南洋》，1937年田汉、贺绿汀创作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

    上海抗战歌曲充满革命性与时代性。第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罪行。1935年，许幸之、聂耳创作了《铁蹄下的歌女》:“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打的遍体鳞伤!”第二，反对妥协投降。“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胡然、江定仙创作《打杀汉奸》:“汉奸是心腹的大患!不肃清自己的阵线，怎救得当前的国难!”第三，动员大众坚持抗战。《抗敌歌》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指出:“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第四，讴歌抗日战场英雄。1937年，麦新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该歌曲原副标题即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1937年，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学生夏之秋与诗人桂涛声合作创作了“像是从心底自然地涌现出来”的《歌八百壮士》。

    1930年代，以音乐家为主体的上海各界人民紧密结合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形式传播上海抗战歌曲，让其传得开、唱得响。

    书刊是上海抗战歌曲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1931年，上海国立音专就编辑出版《乐艺》《音乐杂志》《音乐周刊》等杂志，这些杂志几乎每期都登载上海国立音专师生创作的抗战歌曲。1935年，上海《电通画报》第1期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乐谱,该乐谱以万里长城作为背景图案，上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近代化的都市新媒介为上海抗战歌曲的传播击鼓摇旗。《义勇军进行曲》《开矿歌》《毕业歌》《长城谣》等电影主题曲或插曲随着影片在剧院上演而为大众所传唱。沪上时有“街头遍唱《春天里》，巷尾和鸣《四季歌》”说法。

    歌咏合唱活动开辟了上海抗战歌曲传播的重要阵地。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南市区公共体育场组织开展群众抗战歌曲歌咏活动。上海《生活时报》报道当时盛况:“群众铁的长城般的队伍,随着响彻云霄的《救国进行曲》歌声,退出了公共体育场……”

    上海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体现着将碎片化、分散化的大众意识整合为一种与民族危亡情境相匹配的社会精神的不懈努力。丰子恺曾指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

    （《文汇报》6.29 杨建党）